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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研究述评端午节研究述评

关于端午节，人类学家的研究大抵集中在几个问题上：

（一）三种起源说。

1.屈原纪念说。此说最早自刘义庆《世说新语》：“周时，楚屈原以忠被谗，见疏于怀王，遂投汨罗以死，后人吊之，因以五色丝系角条，于节日投江以祭之。”其后《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荆楚岁时记》亦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唐宋至今，渐为定释。孟修祥、陈亮军指出“屈原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性、道德精神乃至诗性智慧，融合了其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所以逐渐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从而化为民俗节日。[1]与此相类的观点如祭伍子胥说、祭曹娥说均以人物为核心，以投江动作为关目，显示一个民族的生仪死节，但基本不能穷尽端午节的源起。

2.夏至恶日说。中国古代制定历法，以北斗星的第七颗星摇光的逐月推移来测定月次。夏历建寅：夏季至，斗柄指正南，摇光星值五月区界；又夏至日午时日晷最长。即以五月五日午时定为端午，如萧放所说是在强调一种时间体验[2]：“阴阳争，死生分”之时也，万物方盛，阳气萌作，害虫滋孽，北方有端午蛇出之说，《风俗通义》称是日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所以古人“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3]，“恶日”之论遂起，“避恶”、“避邪”乃至“避兵”、“避鬼”诸说纷起。与此相关，又衍生出祭天祈年说和恶日续命说：陈久金、卢莲蓉考西周古越人以夏正五月为新年[4]，范红考华夏族夏至有祭天祈年仪式，又涉元宵节俗[5];关童从宇宙创生的数理序列阐释端午节并援用巫术原理构建“恶日避忌”和“续命祈愿”的双重行为模式，乃至祈端午节的龙蛇结构和南北文化差异研究马明奎内容提要：以原型理论分析事象和仪式，勾勒出端午节在龙蛇两个层面运行的内在结构；从而进入南北审美文化心理的比较，描画出端午节的价值走向；并从儒释道的文化结构关系观照天人分裂的历史必然。求生育和成人仪式并举的民俗模式。[6]这类观点可以阐释端午节俗的仪式事象及文化心理，但不足以形成起源的观点。

3.祭龙图腾说。《记纂渊海》引《岁时记》云：“越地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越绝书》以为勾践于五月五日操练水军以雪耻复国。闻一多认为端午节是古代吴越地域一个龙图腾阖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简言之，一个龙的节日。[7]孙适民认为屈原选择这一祭龙日投江有安顿灵魂、乘龙升天的意思。[8]这类观点实不可以小觑，但尚存疑问：第一，吴越民族是不是龙图腾民族？第二，勾践为什么单单择五月五日这一天操练水兵？第三，闻一多悟到鱼变为龙，孙适民悟到飞龙在天，这又与勾践操练水兵和龙图腾有什么关系？等等。这是否是端午节源起的真正原因所在，尚须后论。

（二）仪式事象的三个层次。

1.龙舟竞渡。容观琼的考察证明龙舟竞渡起源于古越族的图腾祭祀，最早在春季举行，不在端午。[9]张君认为竞渡起源于南方水居民族庆祝龙神再生的祭典[10]，与闻一多略同。方桢、杨津津通过对汉、苗、傣龙舟竞渡的比较，认为苗、傣受汉族影响各自形成龙舟节和泼水节，值得重视。[11]当然更值得重视的是苗族的施龙洞龙舟节[12]，关于这个传说分四个节奏：恶龙逞威，人民复仇；龙气阴霾，母子驱邪；分食龙肉，惩恶扬善；恶龙忏悔，龙舟竞渡。最重要的是龙并非祭拜之物，而是异己之物：邪恶而被报复、忏悔乃成神物。这里包含了一个与龙对抗又互相涵化的结构。

2.祛邪禁忌。有采艾射柳、女儿制香囊、男孩戴五色线等节目。刘桂秋认为采艾蓄药捻草拈花在夏代就开始了[13]，一般文化心理就是“祛病避邪、祈求平安”[14]；宁昶英认为射柳源于契丹人的“黑巫术”，旨在祭祖制敌[15]；程大力认为柳叶和剑有象征意义，喻云雨关系輥輯訛。《江乡节物词·小序》记杭州妇女制小绣袋“贮雄黄，谓之雄黄荷包。彩绒线裹铜线为五色符，谓之裹绒铜钱。皆系襟带间以辟邪。”民间乃有抢女儿香袋的习俗。《辽史·礼志》载：“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且“重臣僚昧爽赴御帐，皇帝系长寿彩缕，升车生引北南臣僚，合班如丹墀之仪，所司各赐寿缕。”同书又载：“以五色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俗以此日取蟾蜍为辟兵，六日则不中用。”《抱朴子·内篇》：“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目赤，颌下有丹书八字。体重而跳捷，以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弓矢弩皆反还自射也。”[16]可见端午节女子所佩诸物由丹墀重地究至万岁蟾蜍，而蟾蜍与月亮神意共构，乃有月老赤绳传说。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载：“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可谓端午事象的相对完整形态。

3.饮食习俗。食粽子、饮雄黄、制蒲酒。这些事象已经隐约了仪式和禁忌的分离，迄今没有深入扎实的分析。我们似乎有必要考证：粽子是喂鱼的，但事实上是送给已经成了龙的屈大夫；雄黄专治蛇虫，《帝京景物略》载：“五月五日，渍酒以菖蒲，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避毒虫。”这是连菖蒲酒也包括了进去。

（三）文化意义。

1.强调社会文化功能及心理调节意义，诸如驱邪避毒、治病禳灾、拈草捻花、打情卖俏乃至狂欢等事；

2.人物纪念意义：屈原、曹娥、伍子胥，在民间都是某种典范，与神意性质联系起来，强化着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屈原，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性、道德精神和诗性智慧的代言人；

3.涉及一个民族的普遍信仰体系和终极文化精神，比如百越民族与中原文化融合带来的心理融合和文化涵化[17]。张翊认为端午节产生于百越，后来被中原王朝汉化，投粽祭龙赛舟等原始习俗演化为竞技娱乐；

4.今天，端午节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符号，不仅是一个需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参与世界进程的一个方式，它还拥有无可争辩的人性和人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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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起源新论

笔者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蛇图腾民族向中原龙图腾民族的涵化过程，可以从三个方面论证：

（一）最早端午节确是一种驱邪避毒的仪式。《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用炙有验”，《玉烛宝典》则明说采艾“以禳毒气”。这是两个事象：用炙是指民间针灸时针柄结一艾草丸燃以为炙，据说如此行针可疗邪祛湿，故云“有验”；“以禳毒气”是另一回事：即鸡未鸣时赴深山采摘艾草，趁雾湿露凝插于门楣或壁间，清芬盈鼻，药气爽肺，邪秽一扫而光。还有煮艾汤沐全身，常年避蛇不招蚊蝇；还有制艾虎悬于门楣，《梦梁录》所谓天师驭虎。贴朱符、佩香包、浸菖蒲、饮雄黄，系五色线于颈腕，无不是驱邪避毒之意。问题是，端午节驱避的究竟是什么邪、什么毒呢？笔者幼时乡间亲见：端午节每家每户都是艾草系荷包、公鸡挂于门楣。公鸡是蛇的天敌，红布扎成，内实艾蒿和一种称作地椒的细碎香草，确实是用来驱蛇的。

再看吃粽子。《异苑》云：“粽子，屈原姊始作。”这是将粽子与屈原附会的一种说法了，但不是一点瓜葛没有。《荆楚岁时记》载：“屈原以夏至赴湘流，百姓竞以食祭之。常苦为蛟龙所窃，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这一记载言明：粽子尽为鱼类所食，屈原未得尝也。《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沉，爰来适居。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这里，逆涛而上为水所淹的人是曹娥的父亲盱。伍君何神，为何要溯涛而迎呢？如果不是座头鲸一类出没于水的巨物，人们就不必迎之于水。更有“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曹娥亦人也，不见父尸就一头栽入江中，似亦无关乎孝。尤其是哀吟七日投江五日居然抱父尸出，岂非怪异？如果联系一下《聊斋志异》中那些人而鱼、鳖而神的变化故事，这里鱼的意象就呼之而出了。粽子本是喂鱼吃的，因为强调屈原、曹娥、伍子胥一类忠孝节义的人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就把这种人鱼变化故事坐实了。即使这样，从屈原到曹娥、到伍子胥：投江入水、然后成神都是一个不变的关目，其间潜在着一个由人而鱼或由鱼而龙的变化过程，恰恰是端午节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环。端午节吃粽子就等于今天的游客立于江畔撒鱼食，目的就是施祭那些作为图腾的鱼们。关键是：这些鱼与蛇有联系，与龙则有直接关系，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当源于此。大致描画其意象结构：蛇——鱼——龙。汉代投粽食鱼，唐以后龙舟竞渡，今天龙灯表演，都隐约这一结构。北方多旱地，元宵节却有鱼灯和龙灯戏。引领鱼灯必有一老翁，持一杖曰龙头拐，是导航之具。有一个情节是鱼游于泽突遇恶蛟，渔翁所持龙头拐化龙与蛟斗法。接下去是两个变化：惊雷闪电，鱼飘举出没于波涛之间，化为龙；海雨天风，老翁尾龙入海，化为鱼。可见：鱼化龙（鱼灯）、人化鱼（老翁）两个过程的切合点是龙头拐与蛟斗法：鱼依此成龙，人据此化鱼，然后鱼龙共入大海。这表明：在鱼化龙及人化鱼的过程中，蛇始终是一个不可忘失的情结，正与蛇图腾向龙图腾融合的民族心理过程非常吻合。

（二）施龙洞的传说可以理解为：持有蛇图腾信仰的苗民是以龙舟节的仪式叙述了一段与龙图腾民族对抗然后融合的历史记忆。不妨整理为：恶龙食子与苗民复仇是蛇与龙的对抗；龙气阴霾与母子驱邪正是蛇化为鱼的阶段，蛇的意象变形为小儿划水、划开迷雾的捶衣棒；分食龙肉则是蛇化为龙的方式。恶龙忏悔兴云降雨就是龙图腾的合目的化，亦即蛇变成龙的同时也要使龙变成蛇，征服与被征服达成同一，隐括了对抗——对象化——涵化三个阶段，影现蛇——鱼——龙这样一个民族文化涵化的原型结构。

（三）这一原型凝结了吴越民族与中原民族征战和融合的记忆；问题是吴越民族究竟是龙图腾还是蛇图腾？哪些节俗仪式显现这这些记忆？

据考泸即四川西南部的雅砻江下游与金沙江交汇一段，《水经注》三十六卷：“绳水又经越雟郡之马湖县，谓之马湖江……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这里绳水、泸江水均属金沙江古称。《水经注》载泸江水上实有泸津，“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三月，四月，径之必死，五月以后，行者差得无害”。阴历五月，川滇入雨季，江河水涨气温亦高，诸葛亮选择这个时间渡泸似大有深意。陈利华考：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湖泊众多水网密布，古称为“蛮”，商周时称“南蛮”，“闽”乃蛮之一支至今仍以崇蛇而闻名。[18]《说文解字》训“蛮”：“南蛮,蛇种,从虫”；训“闽”：“东南越，蛇种，从虫”。可见“蛮”、“闽”族名即以蛇崇拜而来。陈利华讲怒族、白族还流传着姑娘和蛇郎匹配的故事，至今还有“蛇家”或“蛇氏族”。类似传说在高山、壮、布依、傣等少数民族中也很流行，粤、桂、闽有胥族自称“蛇种”、“龙人”，多蛇庙祭祀，不少人还保留着古越人习俗，在身上纹饰龙蛇图案，以此显示龙蛇子孙的身份。联系五月恶月、制邪驱毒的说法，就理解诸葛亮所深入的“不毛”之地应该指涉信仰蛇图腾的民族地区，蜀汉王朝与“不毛”的关系类似此前数百年的吴越之战：那是一场幻演着美女与蛇神的情与仇的图腾文化之战。

这场发生在蛇图腾与龙图腾两个信仰体系之间的对抗，可能重新诠释龙图腾作为中华总图腾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我们看到此种意义在文学作品中的诗意体现：南方《白蛇传》和北方元宵节的鱼灯戏都有蛇龙斗法的情节。《白蛇传》法海的锡杖幻化为一条恶龙，被白淑贞的龙泉宝剑劈断；鱼灯戏里的龙头拐化龙斩蛟情节其实演绎了龙蛇大战：鱼本来就是蛇的法身，龙头拐化龙是蛇的再生，是盘踞于蛇民族心灵深处的、与蛟（龙图腾）实力相抗并彻底征服之的宇宙生命力量。端午节对蛇的禁忌，显示了龙图腾对于蛇图腾的文化规避；投粽食鱼、祭奠屈原的习俗则蕴含了蛇民族对于自己古老图腾的刻骨怀念和深深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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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南北变异

如上所述，端午节蕴含一个蛇与龙对抗的结构，所以总是在两个层面运行：表层赛龙舟、吃粽子、挂荷包、祭屈大夫，底面却贴符图、缀雄鸡、洗艾草浴、戴五色线、饮雄黄酒。表面狂欢庆祝飞龙在天，底面却镇魇长蛇出洞。两个层次涵化为同一过程，其象征化形式就是屈原怀沙投粽而祭的仪式。从原型理论看，屈原投江，有鱼归渊、蛇回洞、祭祀蛇图腾的意味：饱鱼而完尸，正是由鱼向蛇的回复，不可忽视：屈原投江同时隐含了鱼化为龙、飞龙在天的意向，这一“死”，是由蛇图腾民族进入龙图腾大族的一个祭奠。屈原作为形象代言人，正是在爱国和怀乡两个意义上与龙蛇结构重叠起来。不是屈原选择了端午节，而是端午节选择了屈原。

我们更重视龙与蛇的涵化方式：并非吞噬，而是嫁接，不同地域的文化地形分化为南北两支端午节。南方以水乡泽居为依据，强调龙舟竞渡和国家特色，更强调对于龙图腾的顺承和迎就。《白蛇传》中白淑贞将蛇的弯曲度和伸缩性美化为柔肠寸断式的诗意，与美雅柔腻清丽悠远的吴越泽乡形成心理与地理上的契合，此即鱼化龙的意向。北方则以山地土居为依据，强调采艾草、戴香囊、贴符图、挂雄鸡等禁忌巫术特色，衍化为元宵节的鱼灯、船灯及龙灯戏，是一种人化鱼。采艾习俗南北相似，至今江南端午节有卖艾草菖蒲的，但香囊、符图、雄鸡等事象已消失。北方则还有男孩采艾、女孩采椒的习俗，女孩亲手缝制的荷包虽不再挂身上，而是随雄鸡、符图、艾草一起挂在门楣，但是五色线还戴于腕上。佩戴五色线则另有所致：女儿是守贞，说是戴了五色线就不招闺阁传闻，其实唯有戴了五色线的皓腕才允许男孩摸看；男孩是避邪，说是戴了五色线就不去招蜂惹蝶，其实也只有戴了五色线之后才有权利与女孩接触。与五色线相应，女孩缝制荷包或香囊时也特别讲究，形状有粽子、老虎、金鹿、蝴蝶、燕子、孔雀、寿桃、梅花等，现代女子演变为爱心式样。

在漫长的历史衍化中，龙图腾的阳刚气魄逐渐从龙舟竞渡的浩荡雄浑中式微：屈原变成许仙，龙舟变成法海的锡杖；蛇图腾的阴噤气息则萦回于采艾草、饮雄黄、挂雄鸡、贴符图的仪式，五色线隐喻赤绳，艾草香囊隐喻披萝带荔，当年的屈大夫堕落为船公，蛇则还原为行淫之物。北方民间或遇见双蛇交尾，必主秽，主人须斋戒三月且不见女人。可见淫秽之至。蛇与龙不仅散射到一个综合的、杂色的、浑沌的神秘扭结，而且分为南北两个地域语境：南方飞龙在天，诗意优雅，本质是道德化；北方长蛇出洞，性爱荒裸，本质是人性化。天人合一、龙蛇混杂的大中华文化就这样开启了它的内在分裂，因而我们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