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巷

56弄3号

鹿城区大同巷56弄3号是我的旧居，出生与成长之所。它几经变迁，风雨沧桑，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旧城改造中拆毁，消失于人们的视线。

大同巷系百年名巷，曾叫打铜巷，与附近的打铁巷齐名。后更名为大同巷，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意。温州百年老字号“老香山”药店，创立于清同治年间，坐落于大同巷口。大同巷原为药市，旧称“药行街”，周边围绕众多药材店及仓库。巷中段的粮站，从前就是个中药仓库。解放前，我祖父在平阳城关开大延堂药店时，均从大同巷和登选坊进购药货。大同巷的染布坊和牙科店亦有名气，蜚声遐迩。而今，染布坊销声匿迹，医院。另外，月嫂保姆市场和中老年服装批发市场名声鹊起。大同巷的知名度，还在于它的位置与长度，处于老城区正中心，长宽度大于一般弄巷，印象中，只有市区的蛟翔巷可与之比肩。

3号大院位于大同巷中段靠北，56弄堂进去第三个台门。台门就是门台，本地人把许多名词倒置着念，譬如不念规范的咸菜、砧板、脚踏车之类，而曰之“菜咸”、“板砧”、“踏脚车”。大院系两进结构，以正间（正房）、东西厢房围绕着中间的一个庭院，形成一个平面布局。实际上是个四合院，是本市民居的典型结构。大院有两个庭院，本地人叫道坦，前庭院称前坦，后庭院叫后坦。前、后坦之间有中堂，中堂东边正间住着林姓与杨姓两家，前后相邻；中堂楼上住着周阿婆夫妇和她的三个漂亮女儿。院子坐北朝南，两层结构，四周围合，自成一体。前道坦有两扇木头大门，是大院主要出入通道。大门白天洞开，晚上合门，将铁制横栓穿上双孔铁环，以防盗贼。后道坦亦有后门，通北面河滩；河滩两端，分别是鼓楼街与新街。

大院解放前先是徐姓宗祠，后改为沈记染坊，望字生义，是个染布坊，老板姓沈。家住大院门口的徐正权纠正了这一说法：“应该是徐沈记染坊，我徐家祖公与姓沈的系合伙人，是我爷爷亲口说的。”院子里的一口大水井，显然是染坊染布用的，不能饮用。解放后，这里成了三希小学，创始人和校长是王晓梅。有人猜测，是沈记染坊将房产卖给了希姓一家，希家三兄弟办了小学堂，称三希小学。再后来，私立的三希小学变为公立龙泉巷小学，并外迁，大院则成了职工学校和部分中小学校教师及教育工作者的公家宿舍（现称公租房），收房租单位是龙泉巷小学。“文革”前，院子前道坦西首厢房曾是五马幼儿园校舍，我就读的幼儿园小班就在自家楼下，上学放学便是下楼上楼，方便极了。后来，幼儿园搬走，变成现在的“四幼”，在仓后街。

记得早年大院中堂上梁挂着一个大喇叭，旁边筑着燕子窝。每天清晨5点半（冬天6点），广播以东方红曲调开始，晚上9点30分以《国际歌》结束。中间定时播放广播体操、电台新闻、报纸摘要，当家人往往依此作为烧饭就餐的参考时间。我最喜欢的是“嗒嘀嗒，嗒嘀嗒”的小儿节目，以及悦耳悠扬的二胡曲《良宵》。

56弄3号房子旧木结构，十分简陋，住户却多书香门第，不乏尔雅才俊和大家闺秀，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温馨庭院。

王晓梅校长

大院内藏龙卧虎，人才济济，仅当过校长（书记）就有8位——高景明老先生以前是育英小学校长；杨克庄先生是职工校校长；宋质彬先生当过城南小学校长；住后道坦东首的老金是解南小学校长；住前坦正间的周瑞堂任华侨中学党组织书记；我家隔壁毛先生曾是第一职工学校校长兼党组织书记。还有一位短暂住过的邻居是原温二中副校长阮华鑫。

这里就重点说说王晓梅老先生。他住大院后道坦西厢里间，是我市一位知名的“平民教育家”，三希小学创始人。王老先生平易近人，对邻里小孩和蔼可亲。邻居吴小宇说，当时他住王先生正楼上，约五六岁光景，在木地板上跑来跑去。他妈妈便制止说：“儿子，楼下住着一位老校长，身体不好，你不要淘气，影响他休息！”有一次，出于好奇心，吴小宇蹑手蹑脚来到楼下。王先生正躺在床上，满脸胡须，看似略显严肃。看见小邻舍进来，老先生很开心，和颜悦色，向小邻舍点头示意。用现在的话讲，王老先生很会尊重人，即便是对一位浑然不知的小屁孩。据邻居陈了平回忆，“文革”武斗时，大院里的人纷纷逃到乡下避难，后庭院只有王老先生与陈了平的父亲陈来民留守，以防万一，或有什么事好有所帮助。当时每天枪声不断，铁井栏、解放路火光冲天，陈来民系黄浦军校毕业，行伍出身，毫无惧色。两位老先生终日对弈，生活自然艰苦，每天洋葱下饭，持续数月。

王晓梅先生的次子王建南，是我省第一位中学生物特级教师。他于年9月著文回忆父亲，说及父亲从小敏慧多才，兼之品行端正，好学勤奋，故而孩童时便得了个“读书娒”的绰号。青年时期，王晓梅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温州中学前身)，和夏承焘同班，两人被师生戏称为“双才”。他甫一毕业即留校任教。之后在温中附小任主任18年，三希小学校长16年。年，王老先生在大同巷举办过“十龄童刘小粟个人国画展览会”，轰动了瓯江之滨。刘小粟就是后来名闻海内外的温籍画家刘旦宅，是王老在三希小学的得意门生。中国画坛另一位著名画家徐启雄，其启蒙教育亦得益于王老和三希小学。

王老先生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小学教育家，还因多才多艺在教育界驰名。他能诗善画，会填词作曲，还擅长创作和导演曲艺节目。他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在其潜移默化影响下，王老四子参军当上了文艺兵，转业后成了浙江民间歌舞团著名板胡演奏员；长子和三子也都擅长乐器。二子王建南广泛学习过京、昆、越等多种戏曲的唱腔。孙子辈亦大多成为各所学校里的教学中坚，曾孙辈几位是教坛新秀。教育世家后继有人。

老赵

年10月，即将消失的温州老“大同巷”

老赵就是赵堃，住大院后坦西首厢房，邻里都叫他“赵生”。本地人往往把先生两字喊走了调，简化为单个音，赵先生便成了赵生。我对老赵有大致印象，但因分住前后道坦，知道的情况不太多。舒国光住老赵对门，最有发言权。他近来在群里活跃，留下许多回忆文字。下面文字源于他的陈述，我稍加整理，以第一人称叙述：

那时的老赵年约40多岁，清瘦修长，四方脸型，棱角分明，七分头，发丝梳得精致有序。他喜欢快步走路，背却微驼，常穿灰色中山装，干净整齐。

老赵的老婆看上去弱不禁风，据说有肺病，没有子女。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吃饭前祷告，用手划十字，口中念念有词。她在作祷告时，我会好奇地站立在她家窗前，望着她祈祷时有趣的模样。年，她死于肺结核，剩下老赵一个人过日子。不久，老赵也失业了，没有了经济来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当到了饭点，老赵便在我家门口踱来踱去，我祖婆看出他的窘态，便问：“老赵还没吃饭吧？过来一起吃！”老赵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吃。记得有一年（大概是年）除夕，家家在吃团圆饭，老赵又一个人在道坦里踌躇徘徊着。祖婆便招呼他一起吃年夜饭。祖婆是位心地善良的老人，老赵非常敬重她。

“文革”开始后，老赵又有了活干。他书法和画画很好，他画老婆的画像我看到过，觉得很像（小孩不懂得画技如何）。我还听别人说老赵画技高超，画人民币伍元纸币，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老赵的新活计是到马路上给各店铺墙面书写标语，大多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之类的口号，或是毛主席的一段语录。

老赵是个很平和的人，与院子里的小朋友讲得来，常常与我们开玩笑，告诉我们，小孩是从腋窝里生出来的，有时候他又说，小孩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像孙悟空一样。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让我们琢磨不透他的话是真是假。反正觉得老赵很可爱。

到了年夏天，老赵又经历了一次生活上的重击。他被抓了起来，说是他纠集一班人从事反革命活动。他原是国民党军官，在当时可算是历史反革命，现在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雪上加霜。听到这一消息，我很震惊也很害怕。当老赵在人民广场受公审时，我挤到前排去看，但见老赵被五花大绑着，胸前挂着一块上写“反革命犯”的牌子。我怯怯地叫了一声：“赵生——！”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充满哀怨的神情，令我至今难忘！

大约年光景，老赵回来了。其牙齿半落，踽踽有老态。他的房子被换到东首厢房楼上何姓家厨房里角，一个隔断的只有六七平米的小窝。再后来，老赵便回到老家湖南，从此杳无音讯。

掐指一算，不见老赵已有40多年了。若不是特别长寿，老赵该已不在人世了。但我们期盼他还活着，幸福地活着。老赵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那个时代许多像老赵这样身份的人不幸遭遇的一个缩影。

老毛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老香山药店。杨保民摄

与我家一板之隔，住着毛毓成先生一家。印象中，毛先生身材颀长消瘦，沉默寡言，表情严肃。我家几个兄弟当面不敢与他搭话，背后叫他老毛。在过去，老毛的称呼有特定含义，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许多同僚均称毛泽东为“老毛”，进了北京后，才渐渐改称“主席”。由此看来，我们叫毛毓成先生为老毛，是大大地尊称。

老毛是泰顺人，解放前师范毕业后参加革命，在浙南纵队三五支队里打游击。解放后，老毛担任温州第一职工校校长兼党组织书记。年，老毛因多说了几句话，被错打成“右派”，下放瓯海娄桥。直到年，市委专门发文为老毛平反，落实去温七中工作。没过几年，他便离休在家，又不甘寂寞，醉心于书画篆刻，种花养鸟，兴趣广泛，怡然自乐。

老毛的妻子，我们叫她毛师母，印象中是白白胖胖、和蔼可亲的模样，原在人民药厂做事。几年前，毛师母去世，我送过花圈，以表哀悼。

老毛大儿子毛信河，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又是一板之隔的邻舍，在一起玩耍和学习的时间多。高考恢复后，他考上省交通学校，学航海驾驶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市海运公司。几年之后，他停薪留职，到上海创业，曾有过一段生意上的辉煌时期，请过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刘晓庆，为他的新店开张剪彩。二儿子毛和平，小名“小和点”，年考上汽校，后在长运工作。年下海办厂，生产有品牌的皮鞋，经营和规模均不错。

再说，当年老毛在政治上受挫后，失业在家，生活拮据。为养活一家人，老毛便在家里制作煤油炉和蚊香出售，还卖过灯盏糕。穷则思变，实属不易。老毛头脑聪明灵泛，是个能工巧匠。

煤油炉，燃料是煤油，是一种明火煮食的炉具，比之烧柴、炭和煤球的传统炉具，方便又先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本地人习惯不称煤油炉，叫洋油炉。

煤油比煤球贵，可洋油炉的优点是随时可用，不像煤球炉，要先生火点燃煤球，耗时费力。为节省材料，降低成本，老毛往往买来马口铁边角料制作洋油炉。他天天在家琢磨研究，比划拼凑，对洋油炉外形及出火口形状再三改进，由单一的圆形改制为方形，后又变为六角型与多边型，美观大方，节料省油。

老毛做过蚊香，本地人叫蚊虫香。蚊虫香的原料，老毛用的是锯末，是木工师傅锯木料时产生的木头粉末，再灌进圆长筒蚊香纸卷内，盘成一盒，包装成品。老毛肯定还在木粉里拌上雄黄或什么灭蚊药水，具体什么药，该是秘方，不得而知。

蓝家

本文作者年轻时（后排右）全家合影

蓝家即我家，住前道坦西首二楼，有两正间，外加一个两米宽的过道。大哥、二哥结婚时，各用一个房间，当时做木匠的二哥把过道隔成一个房间，供父母住。仅留一条细道，通向最朝南的里间。里间为吴表兄房间，是从后道坦楼上调整过来。舅妈过世后，舅舅在外地工作，便把表兄托付给我父母带养，住房因而调整。这小小的房间，可是考生们的“福地”：年吴小宇考大学，年我家老三考大学，年我考大学，均在此间用功复习，一年考上一个，实属有缘。现在市教育局的表兄朱克，以及另几位弟妹，也都在这小房间复习参考，先后考上师范院校和公职人员。表妹吴小宁由此偏爱写作，在我舅舅鼓励下，先后有四十多篇文章发表在本地报纸上，说是让她爸开心一笑。

家父早年毕业于国立英士大学，后在杭州钱塘江工程局任会计。解放后，父亲先在市区“五小”（松台小学前身）任教导主任，其后在温州机关干部中学、职工业余学校和温州第三中学转辗任教。退休后又被一所夜校聘请任教，直到79岁多时才完全退了下来。

从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看，扎着两条麻花辫子，有一对酒窝，模样俊俏。上世纪50年代，母亲在市区海坛中心小学（现瓦市小学）教书。后因身体不好，便辞职在家做了“全职太太”。这样，家里就全靠父亲一人赚工资养家糊口了，异常艰难。母亲为了帮补家用，摆了小人书摊。“文革”期间，小人书涉及“封、资、修”，被取缔。母亲赋闲在家，侍候全家大小。我家住西厢楼上，灶间却在东边楼下，要经过一条约40米长、称之“九曲桥”的通道。每天天未亮，母亲即起床，绕过“九曲桥”到灶间生煤炉，做早饭供全家人吃。大人小孩上班上学后，母亲才得以有空到菜市场买菜，回来后要捡、洗、淘、烧，直到中午开饭。下午，全家大小要洗澡，换洗衣服多。那时自来水还没装到家里，大院里有口水井，要提水洗涤衣裳，非常吃力。为减轻母亲部分劳动，家里特地装了一条直通楼下阴沟的排水管，这样，楼上用过的水不用费力拎到楼下。但每天提水到楼上洗澡用之类的还免不了。母亲每天家务繁多，上上下下不知要经过“九曲桥”多少趟，真的很辛苦。

父亲亦劳心劳力，除了独自赚工资养活全家，还担负平阳祖父母的生活费用。国家困难时期至“文革”期间，平阳众亲戚时时前来小住，更增加了家庭负担。为了开源节流，父亲动员全家开动脑筋。大哥买了个捕螺蛳用的竹篾篓，自制一些钓具，隔三差五到九山河捕螺蛳钓鱼虾。九山河对面有条河，叫九山外河，通温瑞塘河，早年清透，有不少鱼类。大哥率众弟晚上把渔竿插到河岸边水下淤泥中，次日清晨再去，一一取下渔竿，十有八九的鱼钩上，悬挂着八须、乌鲤之类。几个兄弟以秋季最为繁忙，到松台山上捡柴禾（点火烧饭之用），上马路捡橘子皮，晒干后卖到登选坊口医药收购站。转年夏天到了，我们会到府前街与广场路交汇的拐角处，有一间颇有名气的水果店铺，许多路人会在这里买西瓜解渴，边吃边随意地向地面吐着瓜子。大哥教我们用黏性强的青色黏土去拍滑溜溜的瓜子，回家后一一抠下来，洗净凉干卖给炒瓜子的商贩，换取少许钱补贴家用。反正现在看来最低贱的活儿，我们那时都做过。虽然赚钱不多，也缓解了家里的部分困难，为父母分了忧，也让我们有了“穷人孩子早当家”的人生体味。

家父平生谨慎。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教育局负责运动的同志召集各校领导开会，要求向党提意见。那天，与会者10人，前9人依次发言，言辞尖锐。父亲坐在角落一声不吭，在主会人再三要求下，父亲只说了一条，云：“我是少数民族无党派人士，来自平阳。平阳县政府少数民族工作做得好，温州也做得不错，只是相比之下略为逊色。发言完毕。”教育局负责人一一记录，整理上报。后来，那天与会者大多被定为“右派”，唯父亲得以幸免。“文革”期间，父亲不参加这个派、那个派，成了“逍遥派”。当父亲的许多同事、同学在历次运动中历尽劫难，父亲却以安全谨慎的处世方式，保护了自己，也保全了家人，其明哲保身之道看似迂腐，其实透着人生大智慧。这是为人谨慎的好处，使全家人数十年平平安安。

家父年生，今年95岁，每天依然读报看电视。母亲于92岁高龄平安离世，众邻舍都来为她送行，深切悼念，让我们十分感动。

本文作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父母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对子女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家里充满书香气。特别是“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四兄弟努力进取，奋起一搏，先后有两位考进大学，一人考进中专。现在大家庭共有四代21人，除第四代3人尚小外，计有博士3人、研究生3人、大学生8人（其中重点大学4人）；还有教授、主任医师和中学高教。这一切，就此文主题，要归功于56弄3号大院，她是生养培育我们的地方，亦是我们文化知识与人生课程的学习之所，是我们的“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

“文革”记忆

年，十年“文革”拉开了序幕。那年我8岁，读小学一年级。那是一个狂热的夏天，那些戴着红袖箍的中学生，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抄查“四旧”。我家以前摆过小人书摊，父亲托人从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买来许多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图书，是老少皆宜的一种通俗读物。此时，连环图书亦有了“封、资、修”之嫌，父亲动员我们清查所有小人书，凡涉及“封、资、修”内容的，连夜放到炉灶里烧毁，剩下的基本是正宗红色的小人书了。

再说年下半年，我小学一年级入学不久，刚读完语文课本的拼音部分，便“停课闹革命”。继而温州第一次武斗开始。再后来，大院里的住户开始纷纷外逃。父母也商议着全家到乡下避难。起先想到平阳坡南祖父母那里，因母亲在家里养着数只鸡，割舍不下。此时，邻舍谢先生好心地建议父亲一起到他潘桥岷岗亲戚那里住一阵子。父亲接受了他的邀请，决定先到岷岗。我清楚记得，那天凌晨，父亲携妻挈子地带着全家人急走小南门埠头，他不是从大马路上直过，而是绕道施水寮，经周宅寺巷、岑山寺巷、水仓巷，而至轮船码头。中途遇到拿着枪和手榴弹的武斗人员，他们看见我们是逃难百姓，便挥挥手示意我们赶快地走。一家人是坐小木划船走的。我坐在晃悠悠的小船里，看到塘河两岸百业凋敝，民居破旧，但风景不错。

在风景秀丽的岷岗，我每天做些上树掏鸟窝摘野果、下水捉鱼捞虾的趣事，或与乡下邻舍谈天说地，谈论时局和小道消息，耗费了不少青葱年华。每天吃得清苦，经常喝稀饭就咸菜蘸腐乳，但不用辛苦读书，反而快乐得很。而孩童的快乐感染不了母亲，她为家里的生计、孩子读书担忧。到了父亲单位发放工资之日，是二哥从岷岗步行几十里，来到市区垟头下替父亲领取66元工资，买来大米挑回岷岗。由于动乱，市财政朝不保夕，时时延发工资，或隔月发放，造成家境窘迫，捉襟见肘，居然到了无米之炊。母亲只得向邻舍借了几升米。待到父亲发了工资，买了米，母亲总是上尖下留地把米还给人家，聊以补偿。幸有母亲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才让全家人度过最艰难的时日。

我小学毕业时，温州发生第二次武斗，我又辍学在家。后来，我到父亲所在中学的校办工厂做工；一年后，再插班进去，勉强读完高中。因“文革”影响，我的中小学教育是不连贯不完整的，但它让我经历了异常特殊的一个历史阶段，让我认识了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多变，带给我一段丰富的人生经历，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蓝葆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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