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道教与道教建筑

在北方，道书宣称：三元（谓日、月、星）九府（即九天，谓天有九重，每重天为一府，各有天神），一百二十官，一切诸神，都归道教统摄,深得北魏诸帝的信奉。天兴中（～），魏道武帝就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郊）设立“仙人坊”,开始炼丹，但是道武帝、明元帝都是吃了仙人博士炼的五石散病死的。（“五石散”这种东西早在孙邈之前就有，至少西汉就有“五石散”。广州南越王赵眜墓就出土过“五石散”。“五石散”又称“五色药石”，南赵王墓的五色药石包括：绿松石、赭石、紫水晶、雄黄、硫磺。据说药王孙思邈活了岁，也用“五石散”，但临终却被徒弟销毁，感兴趣的伙伴可以自行查阅。）

上谷道士寇谦之，开始迎合鲜卑统治进行道教改革，史称“北天师道”。寇谦之宣称两仪（《易·系辞上》讲“太极生两仪”）之间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每宫有一主，最高者为无极至尊，次者为大至真尊，接着有天覆地载阴阳真尊和洪正真尊等，佛祖释迦牟尼是三十二天的延真宫主。其实，这些道书，都是寇谦之自己编写的。虽属荒诞之言，但对道教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他又招收弟子12人，广为宣传，因此影响才逐渐扩大。始光元年（），寇谦之亲自到平城奉献其书，并且大吹大擂。开始，魏太武帝并不赏识，只是让他住在故仙人博士张曜寓所里，供给他食物。朝野人士听说了这件事，很多人都心存疑问。只有权臣崔浩独信其言，受其法术，并尊称他为老师。由于崔浩奏说，太武帝才相信起来，派人祭嵩山，并迎接寇谦之的弟子到平城来；诏令全国崇奉“天师”寇谦之，遵行他的道教新法；又为他在平城东南建造天师道场，按新经规制，里面建五层道坛，给道士人的衣食费用。于是道教便在平城地区兴盛起来，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参加者达数千人。从此，在北方，道教也有了专门的建筑。

年，寇谦之奏请太武帝建造静轮天宫。直到年，寇谦之死后依然没有建成。崔浩也利用建造中间的几度被拓跋晃发难，力促灭佛活动的开展。寇谦之在世时，道教在北方有很大的发展。他死之后，崔浩也因罪被诛杀，道教因此随之衰落。

北魏时，道教名山有王屋山、中条山、终南山、华山、嵩山等。在这些地方，仍以石室洞府居多，也有一些道坛。

北魏时期佛寺的大发展及其建筑变化的特点

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者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对佛教及其寺院采取保护政策，拉拢高僧，给予优待，让他们为北魏政权服务。

太武帝虽然敬重佛教和僧尼，但是他没有阅览佛经，不知其中劝人行善，忍受现实痛苦，把幸福寄托于来世所起的麻痹人民反抗意识的作用。他锐志于武功，以平定祸乱为先。得到寇谦之后，喜欢他清静无为、成仙的学说。崔浩博学多才，是著名的谋士，他信道贬佛，太武帝也很信服。而这时的僧人，大多不守清规戒律，胡作非为，甚至私藏武器，与官匪勾结。太平真君六年（），盖吴造反，太武帝亲自统领大军到达长安，发现寺中藏有弓矢矛盾，怀疑他们与盖吴通谋，下令抄寺；又发现寺内有酿酒的工具以及州郡牧守和富人寄藏的大批财物；里面还有密室，是僧人与贵族妇女淫乱的地方。太武帝怒其僧人非法，崔浩又从旁进行挑唆，于是下诏诛长安僧人，烧毁佛像，并在全国灭佛。次年三月，再次下诏灭佛，并规定：自今以后，敢有信奉佛教及制作泥塑、木制、铜佛者，满门抄斩。这时太子拓跋晃监国京师，他平时崇信佛教，故意拖延宣诏日期，预先让远近的僧尼知道灭佛的消息，使他们得以各自为计。因此，四方僧尼大多都亡匿获免，在京城的也全都得救，金、银、宝像及诸佛经都藏了起来，只有那些无法搬藏的土木宫塔，全部被毁，史称“太武灭佛”。

魏文成帝即位，兴安元年（），下诏恢复佛教，佛教又迅速发展起来。又由于僧尼众多，下诏恢复道人统，统领佛教事务。和平元年（），改道人统为沙门统，他接受沙门统昙曜的建议，于平城西武州山（今大同市云岗）开凿五个石窟，雕刻石佛各一座，高者70尺，次者60尺（即今云冈石窟第16～20号），雕饰奇雄，冠于一世；又以平齐俘虏赐予佛寺为“僧祗户”（佛寺农奴），每户每年为诸寺纳粟60斛，作为救济饥民之用；又以罪犯及官奴婢为“佛图户”（寺奴），供诸寺洒扫兼种田纳粟。于是，僧祗户、佛图户遍及各州郡、军镇，佛寺的经济力量逐渐强大。

在迁都洛阳以前，平城地区的寺院又有增加。其中著名的大寺有：报德寺（浙江象山（宋朝）和江西（唐朝）均还现存重名寺院），太和四年（）春以鹰师曹衙改建；皇舅寺，冯晋国所建。工程最大的武州山石窟寺的佛像，其中以方塔洞（今云岗第6窟）最负盛名。该窟是孝文帝在太和十五年（）为祖母冯太后祈冥福而开凿的，建造华美。窟的中央直立着一根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四周和洞壁上，嵌满了大大小小的佛龛、佛像和其他造像，以及各种不同的图案装饰，诸如手执乐器而凌空翱翔的飞天，头顶重物却神情欢乐的侏儒，色彩鲜艳而错落有序的莲花等等，把整个洞窟装扮得富丽堂皇。北魏云冈石窟寺受到敦煌石窟造像的启发，它既继承了我国秦汉以来的艺术传统，又吸收和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对后来的龙门石窟艺术、响堂山石窟艺术和隋唐佛教艺术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在孝文帝的影响下，佛教很快在洛阳地区传播开来。当时规定：洛阳城内只准建永宁寺和尼寺各一所。但是，很快就突破了这个限额。太和二十年，由于西域沙门跋陀有道业，下诏在少室山北为他修建少林寺，朝廷供给衣食。当时少林寺规模不大。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帝又下诏在长安、姑臧等地为鸠摩罗什法师建立三级宝塔，以纪念这位高僧的功绩。同时，又在洛阳西南的伊阙山营建石窟寺（即龙门石窟），工程愈来愈大。（至此可以清晰的了解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三者先后关系）

关于跋陀，或音译为佛陀、僧伽佛陀。印度人据说他出家后，“学务静摄，志在观方”，即一面学习禅观之法，一面漫游各地与他共同修炼的五位道友先后都已证果，只有跋陀无所收获，尽管他勤苦励节，还是无济于事。为此，他甚至想自杀，了却此生。他的得道朋友劝导他说：“修道要藉机缘，时来便可。你与震旦(中国)有特别的缘分，为什么不往彼修炼却白白去死呢?”

于是，跋陀开始跟从他的朋友们游历诸国。他们一行先是西行，甚至到过“拂林国”。拂林国就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它的一部分领土在地中海东岸。接着，他们又沿着丝绸之路东行，经过西域诸国，直奔佛法兴隆的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他们到达平城的时间，大约是孝文帝元宏(～)“亲政”的太和十四年(年)前后：跋陀在那里受到优厚的待遇：孝文帝对他“敬隆诚至”，为他“别设禅林，凿石为龛”，“国家资供，倍加余部”。

虽然孝文帝在洛阳为跋陀设立了“静院”，以供禅修，但跋陀“性爱幽凄，林谷是托。屡往嵩岳，高谢人世”。因此，孝文帝又为跋陀立少林寺。各地息心修禅，慕跋陀之名而聚集于少林寺者，常常有数百人之多。跋陀一面教弟子们坐禅，一面又辑出一些经义，供弟子们学习。少林寺蔚然成为禅学一大中心。（少林寺的首位主持由此诞生，而少林武术源于金末元初，两者相距甚远）

在龙门石窟，北魏早期的造像，带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的风格。宣武帝以后，其造像风格，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段，由于受南方佛教艺术和北魏激烈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影响，逐渐转向中国化。例如，这时石窟中的北魏维摩像，类似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知识分子清谈家的形象；在古柏洞、火烧洞、莲花洞、石窟寺等处的造像，其服饰都突破了云岗二期的右袒式或通扇式的佛装框框，全部改为宽大博带的冕服（南朝高级官员的礼服），造像也带有一种面目清秀、颈项修长、体态瘦削、风姿轻盈的中国特征。这种“秀骨清像”的风格，对北齐和隋代的佛像造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宣武帝以后，随着北魏政治的腐败和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更加需要佛教的帮助，因此佛教更加兴盛，公私兴建的佛寺与日俱增。明元帝神龟元年（），尚书令（宰相）元澄说：最近10年以来，私建寺院成风，仅在洛阳城内外就达所之多，计划修建而未建者不在数中。自迁都以来24年，寺庙夺取民居达1/3。现在佛寺满城及郊区到处都是，有的就在卖肉铺的隔壁。梵唱屠音，连檐接响。真伪混居，往来纷杂。僧官对此不问，官吏习以为常。非但京城如此，天下州、镇寺院也是这样，都是掠夺百姓，广占田宅。当时是灵太后执掌朝政，昏庸荒淫，又笃信佛教，因此置之不问。这种情况也就愈益发展。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诸寺，首推永宁寺。该寺位于宫城阊阖门（南门）南一里御道西侧，是熙平元年（）灵太后所建。寺内有一座木结构的九级宝塔，高90丈，顶部有刹（即相轮，系顶部的装饰），复高10丈。在洛阳百里之外就能望见。站在塔上，视宫中如掌内，看全城若家内。永熙三年（）二月，宝塔遭雷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烧柱，一年还有烟气。

白马寺的规模也有很大的发展。佛塔、大殿、经堂、讲堂、禅堂等俱备，佛经很多。据说经函时放光芒，照得满堂通明。因此僧人常烧香叩拜，如仰佛祖真容。寺内有玉弥勒佛像一尊，高2.16米，为半结跏趺座式，面部慈祥，上身较长，袒胸露臂，形象逼真，现存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寺内石榴树枝繁叶茂；葡萄大如枣，味道特别甜美。每到成熟时节，皇帝常派人来采摘。人们赞道：“白马甜榴，一实直牛（一个值一条牛）。”

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的佛寺建筑与周武帝灭佛毁寺

北齐诸帝多是佛教狂热的信徒。由于他们的倡导，佛寺的建筑比东魏更多。寺院一般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和佃农，经营农业。寺院地主经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此外，寺院还放高利贷，盘剥农民；也还经营一些与佛教有关的手工业，这主要是自用。其中的一些高级僧、尼，除了做功课、接待高级宾客之外，主要是研究佛经和译经，讲经说法；闲来无事，便写字作画，散步、串门，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这么多的人出家、入道，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和徭役、兵役，而且加重了编户的负担，从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同时，佛、道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经济扩张；而佛教“捐六亲、舍礼义”的做法及其虚幻的轮回转世之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违背，因而成了恪守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攻击目标。此外，道教和佛教也在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周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崇尚儒术，励精图治。道士张宾也上书，攻击佛教及僧侣，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大臣及著名的僧、道，在大德殿讨论儒、道、佛三家的地位，意在确定以儒家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由于当时掌握朝政的大冢宰（宰相）宇文护笃信佛教，加上名僧道安及甄鸾等极力诋毁道教，因此，三教的地位未能得出结论。建德二年（）十二月，周武帝再次召开会议，辩论三教的位次。结果，定儒家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儒家为先，得到一致的公认。

于是，建德三年（）五月，周武帝又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教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尤甚！”武帝这次原只想贬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鸾、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他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僧尼、道士，都令他们还俗为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执行。在全境熔毁佛像，焚烧经书，驱逐僧、道，破毁佛塔，将佛、道寺观改为民宅，僧、道都变成了平民。

建德六年（），周武帝灭北齐后，表示自己不是“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五胡的简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