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厦门的“海口”

“海口”这个名词是早先厦门人对于鹭江道这一带的称呼，厦门港就不属于“海口”的称呼范围内。因为早先厦门港属于比较偏僻一带，中山路一带的人要去厦门港都说下去厦门港，而厦门港的人要到中山路这一带就说要去内街。

▲年海口一带主要码头

“海口”一带有第一码头到第九码头，再过来就是海关码头，轮渡码头，水仙码头，太古码头，统称“海口”。而太古码头可是当时厦门最大的货运码头，它连接鹰厦铁路的终点，和海军码头混杂并列一起。当时厦门这个海防前线的海军可真和老百姓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可不像现在戒备森严，豪华气派，老百姓被彻底的拒之门外了。

▲年代末的水仙宫码头、和平（太古）码头

当时的第八码头又称之为东风码头，是龙海人到厦门的主要通道，早先这一带也是厦门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对面有许多小摊、饮食店，食杂店等名目繁多的商家，所以这一带也称之为“一条龙”，龙海人坐船到这边后一般都要来这边饮食店吃一点东西，这在当时清苦的农村人可谓是改善生活了。那时一晚面线糊五分钱一大碗，海蛎饼也是五分钱一个，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让我们小时候垂涎欲滴的厦门小吃。年轻时，经常几个人到一条龙蹲地摊，要上一只大花蟹，切上一盘噜咖喱的鲨鱼，再沾上厦门人特喜欢的蒜蓉小米椒酱油，喝上几两厦门纯酿米酒，在那边“讲古话仙”，最多也就花两三块钱，那日子，现在想起来也可谓过神仙日子啊！

▲民国时期的鹭江道开元路口，后来称之为“一条龙”

以前龙海人到厦门都要带上一些农村特产到厦门卖一些钱以弥补家用，当时的极左路线这可是资产阶级现象啊。所以这里经常有“市管”的在严防布控，抓那些小摊小贩。（以前没有工商、城管）想起那情景，可比电影里我们在丑化国民党迫害老百姓的情景还凶狠啊！经常有那些可怜的农民被弄的呼天号地，水果、农产品洒落一地。小时候我们经常“趁火打劫”，顺势在那里摸上几个水果，那高兴劲儿莫提啦。早先的中国人啊，可被无产阶级专政搞得人人神情麻木，没有一点的反抗精神了。

▲年10月9日－受天文大潮影响，海水溢满鹭江道

以前住海口一带的孩子都被认为是坏孩子，这里的孩子经常打架，小偷小摸，干许多令大人头疼的调皮捣蛋的事情。当时的晨光路水仙路的孩子是“一党”的，第八、第七码头的孩子是“一党”的，还有第一码头，但那里的孩子相对来讲不会那么坏。（“一党”是以前厦门的孩子自己的土话，意思大概是一拨人）

▲解放初的轮渡码头

老厦门的“北仔张”

“北仔张”当时就是在东风码头旁摆一个小诊所，说是小诊所，其实就是一张椅子，一个小药箱，还有一身破旧的衣服，而且比较不注意个人卫生，更有甚者就是也不注意医疗卫生，所以据说也曾发生过几次感染事件。但他的道德，他的救死扶医院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医生相形见绌，被他救过的人不计其数，而且都是许多疑难杂症。北仔张据说早先是国民党军医，随军队南逃，后来就留在厦门了。因为他讲的一口很腔调国语，所以厦门人就管他叫北仔张了。文革期间他也和许多人一样逃不了被批斗的磨难，但还算不幸中的万幸，总算留下一条命了，当时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可不是好玩的啊！

▲解放初的开元路，对面就是东风码头

北仔张救治的主要对象是那些龙海人，他治疗的费用极低，所以就令那些当时比较清贫的龙海人的欢迎，而且来之即治，治之即愈。医院要排队，要挂号。本人就亲历北仔张几次妙手回春的感受，所以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北仔张也过世几十年了，我依然非常感激他，怀念他。

小时候，一次忽然发现耳朵后有一个肿块，后来逐渐肿大，并且伴随着红肿，越来越疼痛难忍。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家里也都比较贫穷，一般小伤，小病，小的疼痛都是随它去，也不去治疗，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去找医生的。那一次确实发现耳后的那个肿块越来越大，伴随着红肿、难忍的疼痛。不得已之下才向母亲告知，要了两毛钱准备找医生。说到两毛钱，现在扔在地下没人去捡，也买不了任何东西。当时的两毛钱对我来讲可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啊！只有到了春节时候母亲才会给那么一大笔数目啊！

揣着那两毛钱，我来到了东风码头找到了北仔张，他正在给别人治病，我向他展示了耳后那个红肿的地方，他只是很随意的看了一下就继续给那个人治疗。北仔张有个怪脾气，办事果断利索，不喜欢啰啰嗦嗦，你要跟他唠唠叨叨他会发脾气的。我在旁边等待着，待他治好那个人时就一下子把我的头按在他那脏兮兮的大腿上，随手抓起他那把刚给那个人割脓包的刀，用酒精擦了一下就往我耳后的那个肿块隔开一个口子，接着就看见他拿起棉花团擦了起来，棉花团擦了一块又一块，将耳后挤出来的那些很臭的浓和血擦干净后，然后又拿起一块棉花团沾上碘酒，往我耳后用力一按，：“好了”。

我有些怀疑，又不敢多问，只好站起来，感觉伤处还很疼痛。将那两毛钱交给他，还找了五分钱给我。那五分钱我就暗暗没收了，母亲可无从查问啊，不要白不要。揣了五分钱，也顾不得耳后的疼痛，难得有这么多钱啊，赶快跑到泰山口，（就在我家不远，中山路定安广场这边）在那边拨了两分钱的“糖仔”，（拨糖仔是当时路边很吸引小孩的一种有奖游戏，又有糖吃）又要了一盘两分钱的田螺，蹲在地上，挖出那田螺肉，沾上那红辣椒酱，感觉味道好极了。两分钱一盘的田螺可有十几个，够解馋的了。还有一分钱买了七颗珠子糖，含在嘴里，哼着小调回家了，全然忘记了耳后的疼痛。难得有这机会啊，因祸得福，呵呵、呵呵。

过后也忘记了耳后有一个伤口，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全好了也不知道，以前的孩子就是那么“臭贱”。（臭贱大概就是很随便就活着的意思）后来才知道我当时那肿块叫粉子瘤。医院将一个留在左侧大腿几十年的粉子瘤割掉，那可和小时候治疗情景相差甚远了。先是做心电图，然后抽血验血，最后还要病理检验，再经过多次换药，一共花了近千元，相对现在的医疗费用来讲还算省啊。第二次给北仔张看病是年，正值18岁那年。那个时代，由于极左路线，学校不能正常读书，整天不是开荒种菜，就是下乡下厂，不然就是搞军训。更有甚者，有那些来自什么农场的班主任就会挑动学生斗学生，给学生贴大字报，搞批斗。还有直接确定高中毕业后就是下乡，哪有现在什么高考上大学的事。

由于受不了当时极左路线的侵害，我过早的离开了学校，报名参加了当年围垦员当港的建设。后来又参加了湖里公路，东渡渔港建设。当年瘦小的我整天拉着板车，载着近一吨重的土头、石块，拼命挣扎在那崎岖不平的泥土路上。顶着七月如火的太阳暴晒，每前进一步都要拼力硬蹬，使尽全力。口渴了，只能找到附近有井的地方，喝上一通井水，那就算够爽快的了。当时晚上一般都睡在工棚里，大家挤在上下两层的竹条钉的公床上，汗水贴着汗水，臭气烘着臭气，任它蚊虫叮咬毫无办法。

▲厦门70年代开始围海造田，修筑西堤，自此筼筜港变为内湖。80年代从狐尾山俯瞰湖滨北路一带风光。中间灰色建筑为今市政府大楼。

忽然一天半夜，被一阵无名的难受搅醒，感觉人有点发烧，腰部间烘烘的疼。仔细一看，一连串的水泡，并伴有红肿。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清晨，赶紧向领导请假，跑到海口找北子张了。以前没事，经常与那些无聊的人一样，围挤在北仔张那个摊子，看他给人看病。经常看见一些疑难杂症被他手到病除，于是对北仔张是信心十足的，第一时间找他看病也是很自然的事。那天也和往常一样，北仔张摊子周围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挤了进去，掀开衣服给他看了腰部那些水泡。他也像往常一样，很随便的撩了一眼，继续给那个正在治疗的病人看病。很庆幸，接下来没有人，就轮到看我了。

北仔张二话没说，一下就抓住我的手，接下来就使劲拍我的手后臂内侧，那真是疼痛难忍啊。待那手臂被拍得红肿后，只见他拿起一团棉花，沾了一下酒精，就在那红肿处涂了一下。这时就听见周围的人齐声哇了一下，我赶紧向那地方看，只见十几个黑色水泡从那酒精擦过的地方冒了出来。北子张就将他正在抽的烟往那些黑色水泡烧，那疼痛使我马上联想到国民党在行刑那些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呵呵，着实让我感受到了江姐的英勇。接着另一只手也是如法炮制，完事后，北仔张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破纸，在上面写下雄黄粉，酒精。然后告诉我如何使用，交给他两毛钱，完事。呵呵，简单又省钱，就是那疼痛让人有点难以忍受。

赶紧到药店买了雄黄粉和酒精，回家后将酒精与雄黄粉调和一起，然后涂在腰间红肿处的水泡，感觉马上人很舒服了。接下来，每天就那样涂五六次，过了六七天就全好了。哦，忘了告诉大家，北仔张说那病状叫生蛇。后来有听见人说，也是如我那病，医院，花了上万块，又说差一点都死掉，让我吓了一跳，还真的在心里感激北仔张啊！

北仔张已过世几十年了，仅以此拙文表达一下对他的感激及怀念，并让人们知道一下中医的神奇之处。

本篇文字由陈亚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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