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淳往事寻找家园
自序 这是一本在流亡中写作的书。 漂泊天涯,谋生不易,断断续续,写了十来年。 十来年没过过生日。七十岁那天,很偶然地,在桑塔非附近的高山上度过。寥寥长风,莽莽奇景,感到是好的庆祝。和小雨谈起一些往事,我说,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婴儿,或者是一个婴儿的病危的母亲,对于自己的、或自己死后孩子所面临的如此人生,一定会感到无比地恐惧。现在都过来了,能不感激命运?何况是除了活着,还有更多。更多之一,是意义的追寻,化作了文字。早年冒这个险,是因为心灵的需要。窒息感迫使我用手指在墙上挖洞,以透一点儿新鲜空气。空虚感迫使我盗窃党产,想偷回一点儿被夺去的自我。机会很少,“作品”更少。字迹是赃物罪证,保存比写作更难。少而往往失去,常不得不从头来起。能有些许残余,都是命运的恩赐。 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幸运。许多比我优秀的人们,已经消失在风沙荒漠里面。尸骨无存,遑论文字?遑论意义?从他们终止的地方始,才是我对于命运之神的好答谢。但是走到这一步,脚下已没了路。坦克当前,铁窗断后,一切又回到零度。流亡十几年,漂泊无定据。海洋郡日夜海风松涛,烦透了古典主义的宁静。偶住纽约,受不住钢骨水泥森林里那份现代主义的机械、效率、和结构性的刚硬冷峻。拉斯维加斯红尘滚滚,白天黑夜理性非理性大街上和高楼里都很难分清。无数流动交织的边缘,叠现出后现代主义的面影。但是解构的语境,解不“轻”的沉重。总是在寻找意义,看到的却只有霓虹。烟花万重后面,是荒凉无边的太空。 十几年来,眼看着人类失去好几百种语言,地球失去好几万种生物,新世纪与第三波恐怖主义同来;眼看着同情心,爱和被爱的需要,对自由、正义和更高生命价值的渴望等等,也在和森林草原冰川矿脉等等同步萎缩;眼看着专制政权黑帮化,知识分子宠物化,文艺学术商业化,生化核弹普及化;眼看着欧盟要买武器给中国,北大清华学生们敲锣打鼓为“九一一”欢呼;善良温柔的阿拉伯妇女为了捍卫自己的石刑、面罩、和无权地位,而争当人肉炸弹......我只有惊讶。 瞪着惊讶的眼睛(显出智力的限度),看世事如魔幻小说。看自己的过去,也觉得像是梦游。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的全部经验、知识和观点,都局限在一个狭小闭塞的范围。没有书籍,没有资讯,没有朋友,独钻牛角。在许多我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如因果律,,质量不减定律,历史不会倒退,真理只有一个,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等等一再被证明是不正确的以后,还在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还在“以为真理在手,不由别人分说”,非梦游而何?无知是内在的黑暗,引导我在外在的黑暗中摸索,非梦游而何?梦醒时分,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混沌。知道了我藉以呼吸的“有序”,很可能是自欺欺人的童话。在核恐怖平衡的钢丝绳上,随着无数人类从未经验的事物如反物质、隐秩序、基因工程和所谓“文明的冲突”等等进入“视野”,我发现自己由于定向思维的宿疾,脑子生锈,又感到呼吸困难。 写作《寻找家园》,又像是在墙上挖洞。这次是混沌无序之墙,一种历史中的自然。从洞中维度,我回望前尘。血腥污泥深处,浸润着蔷薇色的天空。碑碣沉沉,花影朦胧,蓝火在荒沙里流动......不知道是无序中的梦境?还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毕竟,我之所以四十多年来没有窒息而死,之所以烧焦了一半的树上能留下这若干细果,都无非因为,能如此这般作梦。真已似幻,梦或非梦?我依然只能,听从心灵的呼声。 听从心灵的呼声,是不问收获的耕耘。不问不是不想,凡事不可强求。现在和同龄人沟通都难,遑论E时代新新人类?遑论从难友们终止的地方始?在这网路眼花缭乱,声、光、色、影像飞旋,“文化消费”市场货架爆满的年代,在这资讯滔滔,文字滚滚,每天的印刷品像潮水一样漫过市场的日子里,我一再嘱咐自己,要写得慢些,再慢些。少些,再少些。想不到《寻找家园》前两卷能在大陆出版。想不到虽然经过审查删节,还能得到那么多陌生的知音。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知音。“自由鸟永不老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都是莫大鼓励。使我感动的,是余世存的两句话:“原来高尔泰就是我呀,或者说我们都是高尔泰。”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集体使我恐惧,我宁肯选择孤独。在流亡十几年之后,听到遥远故土新生代的这些话语,好像又复活了一个,已经失去的祖国。 那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态,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命运,曾使我经常有一种在敌国作俘虏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超高温下凝固,超低温下冻结,干硬如铁,支撑着我们的脊梁和膝盖,使我们得以在非人的处境中活得稍微想个人。但是像个人样,也就是同非人的处境——我们的生存条件或者说祖国的疏离。有一次我到出生地高淳看望姐姐。儿时家山,已完全变样。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她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那就是五八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我父亲的凶手。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沿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一滩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的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就更远地飘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 偷越国境,只是外在流亡的始。在那之前很久,我已经在内在流亡的途中,把一切都看作了异乡。有人说我出国前后,文风判若两人,从激烈到平淡,表明叛逆者经由流亡,学会了宽容与妥协。这是误解。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是在无穷尽的流亡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或者说异乡人感(也都和混沌无序有关),让我涤除了许多历史的亢奋,学会了比较冷静的观看和书写。 能够完成这本书,要感谢国际作家议会的帮助,更离不妻子小雨的支持。我是一个生存能力极差的人,在国内混不到安全,在国外混不到饭吃。写作稿费极低,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如果没有她长期付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为我承受着种种难以想象的生存压力,我根本就没有可能坐下来写书。如果没有她每天下班回来给我看稿子删掉许多躁气、火气、“没味儿”和“小家子气”,我要写也绝对写不到现在这个样子。正如我们尊敬的作家李锐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现在能一字不改地在印刻出版三卷足本,我深深感恩。 梦里家山 我的故乡高淳,位于江苏省西南端与安徽省交界的地方,恰好是"吴头楚尾"。地势东高西低。东部是茅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的衔接处,山高林茂,俗称"山乡";西部为丹阳湖、石臼湖、小南湖三湖所环绕,溪河交错,苇岸无穷,俗称"圩乡"。早的县治固城始建于公元前五四一年,比楚威王筑石头城置金陵邑(前三三三年)还早二百来年,可称古邑。 到我出生的时候,固城早已荒废,县治淳溪镇也只是一个仅数千户人家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三米多宽、青石板铺面的弯曲小街,俗称老街。两旁店铺系明清建筑群,楼宇式双层砖木结构,挑檐、斗拱、垛墙、横桁矮窗。油漆剥落几尽,裸露着灰色的木头。在街上走,有一种忧郁的感觉。还有一条"半边街",另一边是水市,是这一带历来盛产的大米、鱼虾、竹木、桐油、土布、野禽、羽扇、茶叶、烟叶、芝麻等等的集散地,每天晌午前 后,都有一阵子热闹。正如我父亲高竹园先生在一首诗中所说,"水陆两楹市声喧"。一到傍晚时分,复又归于寂寥。 淳溪镇位于小南湖西岸,没有城墙,但有城门。出东门就是湖,越过苇岸边大片大片的野菱菰蒲白芦红蓼,可以望见湖上帆影点点。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望见湖那边隐隐约约的一发青山。这里那里,时不时的,会有成群的野鸭、茭鸡或者水鸽子突然飞起又很快落下。南面是一条河,叫淳溪河。沿河绿杨如烟,烟树中白墙青瓦的老式民居夹杂着银灰色的草屋,凄迷沉静。 河上有一座七孔石桥,叫襟湖桥,桥栏上的石狮很生动。桥头有一寺塔,叫聚星阁,第一层石头门楼,第二第三层皆六角形木结构,飞檐十二,凌空欲去,更生动。二者都是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年)的古建筑,保存完好。解放后,襟湖桥已改造为汽车可以通行的公路桥,聚星阁也已拆除。那铁铸的宝瓶形塔顶有乌篷船那么粗,落地后无法运走,一直横在那里。大跃进时砸碎,喂土高炉喂了很久。 位于淳溪镇东面的小南湖,又叫固城湖。由于中生代燕山运动后期的地层断裂,小南湖东岸的原始湖岸线几成一条直线(它现在已被围湖造田弄弯了)。直线那边,平行地、但不均地分布着马鞍山和十里长山的山脉,这些山脉到湖边就断了,成为悬岩峭壁。主峰大游山由砂岩、火成岩及石英砂岩组成,海拔一八七公尺,林深石黑。八年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淳溪镇,我们全家逃难,就躲在大游山中。所有这些山脉,全都被森林覆盖。山上几乎全是松树,山下则是毛竹和杂树,主要是橡树、枫树、枣树、棠梨树和毛栗子树。棠梨极酸,没法吃。橡子极涩,也没法吃,但是很好玩。各棵树上刚落下的橡子,形状花纹都不同,帽盖也迥异,有的像栗子,有的像包紧的松球,有的像打的松球,有的像很小的倒毛鸡。剥出来光彩润泽,不亚于泉水里的雨花石。有一阵子,姐姐们爱收集各种橡子。拣了还要给取名字,大头、海头、阿扁、阿细、羊羊、马公之类。可惜放在匣子里面,很快会干枯褪色,几天后再打时,全都变成了晦暗的土黄色。 好在树林里有趣的东西很多。即使灌木的丛莽,也都是无尽藏的宝库,那里面有覆盆子、桨果、草莓、甜心草......。我喜欢一种淡紫色的小花叫蜜糖罐,摘下一朵,花托处会渗出一滴乳白色的汁液。你吸一下,小苦微甜,有股子清香。野生动物很多,有时闻得见狐狸或者野狗的气味,知道它就在附近,但是看不见,我能看得见的,都是些小家伙,野鸡雏儿之类......,一个个绒球一般,叽叽叫着跑得很快,一忽儿就不见了.......。有些山里的孩子,捉得到麂子、獐子、獾,我捉不到,但是知道它们的存在,就感觉到野风拂拂,生活更加有趣。不过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高淳的地貌,已经完全改观。在圩乡,由于围湖造田,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南湖只剩下大半,二百六十多平方公里的石臼湖只剩下小半,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丹阳湖整个儿变成了田野。由于人口爆炸,淳溪镇的面积扩大了至少十倍,把附近的许多村庄都吞没了。一排排五六层整齐划一、互相挤得很紧的公寓楼,代替了昔日小院横斜的老式民房。街道拓展得很宽阔,河被两边夹紧,变得很狭。水泥筑成的码头上人挤人运输繁忙。河上机动船团团冒烟突突作响。下水道很多,河水浓稠腥臭,漂浮着油污垃圾。河上已经有两座公路桥了,从桥上望出去,即使在夏天,也难得看到一点儿绿色。固城湖湖管会和江苏省渔业厅投放的三十多个网箱里,频频有鱼儿全部死光的记录。 山乡的变化更大。大跃进全民炼钢时,树木都被砍伐一空,所有的山全部光秃。水土流失严重,以致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七九年始重新造林,但可以造林的面积已经很小。许多原先是森林的地方,这时已变成农田和村庄。原有的村庄迅猛膨胀,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村庄。从因竞相采石头而褴褛不堪的山上望出去,村连村店连店,厂矿企业处处冒烟,一派城郊景象。特别是新房屋都用红砖砌成的,望上去特别扎眼。纵横交错凹凸不平的公路和土路上,以及因水质污染而浑浊不堪的河道上,卡车、小型拖拉机、三轮摩托和机动船拥挤吵闹,卷起阵阵黄埃,喷出团团黑烟。 回到故乡,极目四望,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处。儿时家山,早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我心灵中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 祖母的摇篮曲 抗日战争爆发,高淳沦陷时,我们一家逃难到了湖阳,后又转移到了山乡,在大游山脚下一栋孤零零的茅屋里住下了。我早的记忆,就是在这次转移的路上。半夜里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箩筐里。另一个箩里睡着我的妹妹,父亲挑着我们急速地走。后面跟着母亲和姐姐,背着包包,踏着影子,头上是高高的月亮,一片脚步的声响。 屋是土墙,茅檐极低,遮住了木棂小窗的一半。里面很黑,但是冬暖夏凉,黑暗中有股温馨,我喜欢。屋在斜坡上,后面是山,前面可以望得很远,直到蓝色的天边,我喜欢。山上郁郁森森,稍有风雨,连山的松涛就像潮水一样,我喜欢。山下的杂木林中,有不少栗子树,还有一棵银杏,据说有一千多年了。栗子白果拣不尽吃不完,我喜欢。 屋是本地一户农民丢下的,他们搬到下面的村庄里去了。年久失修,屋顶上都长满了杂草。几个村上的人,帮我们翻盖了屋顶,加固了墙壁,刈除了四周的草莽,平整了室内的地面。母亲、祖母带着两个姐姐,垦出一片菜畦,种上了各色蔬菜。父亲在附近砍竹,砍得手上都是血泡,用四堵竹子篱笆,围成了一个院子。抱来一只小狗,养了猪、羊、鸡、鹅,又买了五亩半地,成了不折不扣的山里人家。 山下有许多池塘和村庄,相隔或三里五里,或十里八里,中间水田旱田相错,洒出去一望无际。近的村叫儒童寺,约百来户人家,下行三华里可到。后来父亲把地租出去,在村上办了一所小学,叫儒童寺小学,招收了二十来个学生,在公堂屋里上课。消息传出去,四方远村的孩子都来上学,人数增加得很快。公堂屋挤不下了,搬到祠堂里面,大姐和二姐都去帮忙,教小孩子识字。后来三个人忙不过来,又聘请两个教师。一个叫高志良,瘦小文雅,善珠算,兼管总务。一个叫赵剑宝,懂诗词,还谙武术。带来一对石,课余常常抛弄,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的深孔。 分了高级班低级班,课程都是三门,国语、算学、常识。常识包括历史、地理、自然。教材都是父亲自编的。父亲常说,要是没有战前办学的经验,这个书他还真教不下来。 姐姐们回到家里,除了批改学生作业,还要编草鞋、耙柴、拾蘑菇、挑野菜、拣地木耳、割猪草、采桑叶……到时候还得帮着母亲和祖母经纱织布,缫丝煮茧……我呢,就放个羊。我家原有十来只羊,因为招狼,后来不养了,只留下一只高大的香灰色公山羊,叫阿来。我每天放学回家,带着阿狮(狗叫阿狮),牵它到山坡上放一阵。它吃草,我躺着望远,编故事,做白日梦。夕阳晚风里,昕松涛喧响。回家吃过晚饭,等碗筷撤走,桌子擦净,姐姐们就把一摞一摞学生的作业本搬上来了,我也要做作业了。大姐、二姐、我,各占一面,还有一面是父亲。妹妹不做事,专门捣蛋。一盏油灯,四个人共用。菜籽油灯用两根灯心草。黄豆油灯用三根灯心草,棉籽油灯用四根灯心草。棉籽油点灯火焰小,即使用四根灯心草,也还是不亮。但不能再多了,再多就烧起来了。 灯火的阴影里,坐着母亲和祖母。夏天里用蒲扇给我们赶蚊子。冬天里母亲缝衣服或做鞋子,像有夜眼似的。祖母把陶制的手炉用砻糠煨着,放在腿上烘火。祖父死得早,祖母一生辛苦,那放在炉上的双手,枯硬粗糙如同树根。炉灰里埋着栗子,或者白果。里面噗噗一响,她就会说,平平一个,福福一个,别人没有。平平是妹妹,福福是我。 别人也不是没有。姐姐们常在灶膛灰里埋一些各色坚果,还有山药红薯之类,我和妹妹常去掏吃。有时我去掏已经没有东西了只留下一股子香气,就发痞。如不接受安抚,母亲就会对姐姐们说,别理他,同他缠不清,平平过来,别学坏。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晾着,感觉很不好。这时祖母就会过来解围,给一点儿吃的叫我去做作业。当然,晚上还得再做。 如果天气特别冷,做完作业,母亲会做一点儿小吃,酒酿呀藕粉呀汤圆呀什么的,热气腾腾。我们稀溜稀溜地喝着,立即就暖和了。祖母睡得少,等大家睡下以后,还要把灯挑到只剩一根灯心草,纺一会儿棉纱。徐缓转动的纺车,薄暗中望过去像一朵模糊的花。那柔和的呜呜声,就成了为我们大家催眠的摇篮曲。松声如潮,高一阵低一阵,像是在为它伴奏似的。我想,如果我当时能预知祖母逝世以后发生的一切,可能会在这柔和的复调音乐里面,听出一种凄厉的调子吧? 父亲在学校上课,常说日本侵略中国,就像蚕吃桑叶。在家里他也常说,我们是因为不愿意做亡国奴,才逃到这里来的。只有逃跑,他感到惭愧。他说他有个好朋友叫李狄门,抛下家小到大后方抗战去了,那才是有种的汉子。我们听了,都有几分遗憾,因为父亲不是英雄。但同时,也有几分庆幸。他要是做英雄去了,我们都怎么办哪?没见过鬼子,没见过血腥,没见过烽火,每天享受着森林的清香、泉水的甘冽和无尽藏的山果野昧,在一尘不染的沙路上踏着松花去上学,战争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我有时不免要想,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我们是过分地幸运了,后来的遭遇,就算是一种补课吧? 我们家临河,大门外隔着几株杨柳树,就是"扬州佬船"聚泊处(他们归舟晚泊,都有定点),所以同他们很熟,同紧靠园门的那几条船更熟。每年春节,镇上人家家都要做糖,船上没有大锅灶,不做糖。母亲和祖母做糖时,总要给船上也做几份,不外是麻条、欢团、花生糖、黄豆糖之类。他们用鱼、虾答谢,青鱼、刀鱼、鳜鱼、蝙鱼,都很鲜活。父亲常说,这些人性格豪爽,不像我们淳溪镇人,心里头小菩萨很多。他一直想要教船上的孩子识字,但他们不想学。据说,船上的孩子刚生出来就先当头浇一瓢冷水,即使冬天也不例外。说是从此就不怕水了,说怕水的过不了这一关,养大了也是个麻烦。 俞同榜的船,并不是离我们家近的。一个大风雨之夜,他们家翻了船。夫妻俩救起了三个孩子,翻正了船,打干了舱,摸起了沉在水底的锅碗盆勺,还追回了漂走的舢板……雨过天亮时,居然损失不大,照样出湖打鱼去了。大姐绘声绘影地告诉我们,那天她起来的时候,满院子阳光,晾着很多湿淋淋的被褥,直往下淌水,一股子怪气味,就是俞同榜家的。父亲说,生存能力之强,高淳人没法子想象。 淳溪镇沦陷的时候,俞同榜没有逃跑,侥幸也没有遇难,目睹了日军的烧杀奸淫。在日伪统治下卖鱼卖虾,老实本分、无声无息的过了好几年。一天,他正摇着舢板准备回家,三个醉醺醺的日本兵要他靠岸,叫把他们送到某处。到了湖口,他把船踩得掀起来,用桨拐头(荡桨的支架)一下一个打死两个,另-个拖入水底淹死。伪军搜捕得紧,他辗转逃到了大游山下儒童寺村上。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到芜湖去了,他说那里有他几个老乡的船。他有点儿口吃,很少说话。零零碎碎地,我们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一些老家的事情。日本人如何放狗把人咬死,如何把婴儿抛到空中又用刺刀去接,如何在沿河一带,放火烧掉没被炸毁的房子。父亲的私立淳南农业仓库和私立淳南实验小学全部付之一炬。我们家五间房子被烧掉三间,满楼藏书灰烬无存。园墙倒坍,园中花木凋零。只有一架忍冬十分茂盛,一年一度满鲜花。俞同榜走后,我们很想念他。他教会了姐姐们编织鱼网,并替她们用竹片削了够用几年的网梭......他还引导我跨进了武术的门槛,教会了我一些初步的功法,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一宗恩惠。五十年后我在监狱里面对狱霸的铁拳时,正是这宗恩惠,帮我解脱了困境。抗战胜利以后,他曾到淳溪镇来看望过父亲一次。当他和父亲说话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因为,他是我心目中伟大的英雄。 大刀会 儒童寺小学门临大路,大路通向五里以外的沛桥镇。沛桥镇濒临沛桥河,两江三湖的船只,都在那里停留。因此沛桥的茶馆,成了这一带的新闻中心。村上天天有人上沛桥,挑着青豆芝麻山黄鳝地木耳之类去卖,少不了泡泡茶馆,回来时带点儿新闻。新闻零碎,且不及时,但是数量一多,也可以拼出点儿大致的图形。 日军的暴行,骇人听闻。但他们的势力范围,仅限于高淳县城和几个较大的市镇据点,有时从那里出来一下,"扫荡",抢粮,烧杀一阵就缩回去。尤其山乡一带,从不久留。在山乡,平行地存在着两个中国人的政府。下坝的东皇庙有一个"江南行署",是国民党政府。靠近溧水县的洪蓝埠一带,有个"苏南行署",是共产党政府。两党也各有一个"高淳县委",分别设在青圭塘和曹塘。属下的"工委""特委""兵站""工作站""办事处"等等,和他们的武装"新四军""挺进队""四十师""游击大队""忠义救国军"等等,这里那里流动不息,弄不清谁是谁。可以听到他们与鬼子"驳火"的消息,也可以听到他们互相"驳火"的消息。 村上的人们,不在乎党不党,什么消息都一听了之,照样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无为而治。有个公堂屋,没人管,塞满了各家的斛桶水车织布机摇篮甚至棺材。村上的许多人家,中堂屋里都放着一口或两口棺材,是屋主为自己和老伴身后准备的。生前也不是空着,可以装粮食干货,或者被褥蚊帐,盖头上蓑衣笠帽随便放。这不是因为他们很禅意很老庄,对死亡没有恐惧,而是风俗习惯如此。有些人家东西多,家里放不下,就放到公堂屋里来了。外来的人到村上办事,如果走进公堂屋,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凡是有陌生人进村,大抵都是来要粮的。谁撞上了,就任意把他们领到某一个长辈老人那里。老人找几个人商量一下,各家摊一点儿,集中起来,派个人用手推车推到某个指定的地点,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有些难题,他们解决不了。比方秋收前,日伪军、挺进军、新四军三方都来要粮,只准给自己不准给其他两方,他们就没辙了。处理这类问题的,是村上几个"秀"字号的人物。"秀"是"秀才"的简称,泛指读过书能识字的人。高淳的方言,山乡圩乡不同,都无"先生"二字,"秀"字代之。"张秀""李秀""王秀",都是尊称。村上有个光棍汉,酒瘾很大,常醉卧墙根。爱吃狗肉,常屠狗。一字不识,但插秧插得特好,快,直,行距株距均,成活率高,众所不及,人称"秧秀"。我父亲教书,人称"高秀",但他是难民,村上的事没人找他。"秧秀"呢,也没人找。找得多的是"方秀"。 方秀是个矮子,很矮,大家背后叫他方矮子。他有两个老婆,在村前头了一家小杂货店,供应村上的日常所需:火柴、盐巴、茶叶、针线、草纸、明矾、卤碱、灯心草、黄烟、水烟、白酒、酱油、蚊香、奇楠线香、仁丹、冥钱、做冥钱用的锡纸……应有尽有。小老婆站柜台,大老婆打杂。门外摆着桌凳,可以坐下喝点儿。备有五香肚丝,臭豆腐干拌花生米,给你下酒。但是村上的人买东西,还是喜欢上沛桥。说沛桥的东西便宜,酒也酽些。方秀谈判的结果,村上人也不一定接受。有一次,他答应给日伪军交粮,没人肯出,收不起来。他扬言不管了,东坝据点的日伪军扬言来"收",大家无法可想,风声鹤唳,也只有听天由命。惟一的反应,是大刀会集合,操练了一次,似乎也给人些许安慰。好在后来,日伪军没来。从理论上来说,大刀会是一种会道门,带有民间宗教的色彩。但是实际上,它只是一种农民武装。村上人的宗教观念十分淡薄,玉皇大帝、佛菩萨、狐仙、马甲、关公、姜子牙……都信,等于都不信,实际上是无所谓信不信,就同他们在家里放口棺材,无关于生死观一样。参加大刀会,是因为大刀会传到了这个地方。就像山阳邢村人参加红枪会,是因为红枪会传到了那个地方。 村上大刀会的老大叫方庆,矮、瘦、龟背、猿肩,胸部微凹,脖子细长;又爱剃个光头,越发显得弱小。但却力大无比,舞动他那把据说是六六三十六斤重的大刀,飕飕地都是风声。他那把刀别人只能拿着看看,能舞的也舞不了几下。据说他的看家本事还不是刀术,而是扁担花和板凳花。扁担花是用扁担作武器的功夫,板凳花是用长板凳作武器的功夫。长板凳舞起来,四条腿就像千百条腿,使人眼花缭乱。教大家用这些日常用品自卫,也是大刀会的传统会务。 不过大刀会的主要武器还是大刀。大刀有长柄有短柄。保城圩一带是短柄,儒童寺一带是长柄。带着红缨,就像京戏里关云长使的那种。几乎每家都有一把,平时不磨也不练,同钉耙锄头锹一起靠在墙角落里,老是碍手碍脚。直到有人吹起号子,才被迅速拿起。号子有牛角的,有锡皮的,有铜皮的。村上的是后者,颇似军号,声音急切悲壮,百静中突然响起,惊心动魄。 村上的青壮年汉子,几乎全是大刀会员。他们轮流保管号子,拿到号子就是派到放哨任务,上山下地都得带着它,以便发现情况就吹。人们一听到号子就拿起大刀,到公堂屋门前的打谷场上集合。集合后有个仪式,我没见过,估计就是发功。他们说完了就愤怒异常,只想冲杀敌人,而且比平时跑得快跳得高力气大,过后就不行了。这话不假,有一次我看到他们出发,全都光着上身,头缠杏黄布,手持红缨刀,一个个眼露凶光脸色铁青,盯着前方直冲。队形散乱而方向一致,虎虎生风。我从门缝里看着,牙齿格格地直打颤。后来他们没遇到敌人回来了,一个个又都变成了我所熟悉的随和农民。 这里面有一份神秘,我弄不清。父亲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研究一下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的资料,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这个工作,我一直未做。我只是知道,并因此感到遗憾,那份神秘的力量,仍然敌不过现代枪炮。大刀会每次攻打日军都失利,伤亡惨重。四九年后更被镇压,早在五十年代就消失了。 人·鬼·神 村上许多人,常要去推木香。西行百来里,是安徽广德,深山老林。林中有些树,是稀有的香材。晒干,磨成粉,叫做香屑。沉香屑、檀香屑、楠木屑、什么什么屑都很值钱,本地人统称木香,采伐、加工,装在用蔑条笋壳编的篓子里,却运不出来。于是有左近的农民,用独轮的手推车去推。推出来卖给市镇上的香铺,赚一点儿血汗钱,就是所谓"推木香"。我很想跟他们去玩玩,父亲不许,说路上有土匪。我问他们见过土匪么,说见过。什么样子?同我们一样,土匪也是人么。杀人吗?杀我们干吗?木香抢了没用。怎么没用?推出来不是可以卖钱吗?吃得来这个苦,就不当土匪了。确实,这活儿很苦。一篓木香大小如汽油桶,很重。一边一个绑在手推车上,横宽达七市尺,重量全凭中间的轮子支撑。为保持平衡,推车人腹、背、腰、腿、脚、手、臂都得协同使劲,不能稍懈。山路崎岖,况有百里之遥。许多人回来,都闪了腰。在村上,你只要看到谁腰上贴着狗皮膏药,就知道他推木香回来了。 那时候,无论在农村还是市镇,香和柴米油盐一样,都是生活的必需。乡下人进城回来,篮子里少不了有几股香。买香不叫买,叫"请",请回来就用红纸包好,放在堂前供桌上香炉烛台的旁边。初一十五,赶庙会、上坟、红、白喜事......都要烧香。大游山、茅山、麒麟山里的许多大庙不用说了,村边田间无数无人看管的小庙,香的消耗量也都极大。山神、土地、狐仙、蛇王,关帝爷、财神爷、紫微星君、火光菩萨、福禄寿三星......都有庙,有些庙小得只有斛桶那么大,也都被香烟熏得乌黑,牌位上看不出字,不知何方神圣。山脚下有一块石头,涂满鸡血粘满鸡毛,半被香灰埋没,更不知是何方神圣。知与不知,无妨烧香如仪。一般小庙里,往往只有牌位,没有塑像。只有土地庙里有塑像,一般是土地公和土地婆两个。但在茅山那边,所有的土地庙里都只有土地公没有土地婆。而在麒麟山那边的土地庙里,一律都有三尊塑像,一个土地公两个土地婆。相传两地土地公赌博,一方输了赔不起用土地婆顶了帐。这虽有些荒唐,但毕竟是神们的事情,也神圣不可纠正。人们依例供奉,照样烧香磕头。 香市场旺盛不衰,香铺供不应求。许多小镇都有制香业。有一次跟父亲到沛桥去。曾到一家香铺后面的工场张望。里面高温如同烤箱,尘粉飞扬如同浓雾。浓雾里赤膊光腿的人们,个个与泥塑无异。只有眼睛和牙齿发白,汗水淌出虎斑。那个苦呀,有甚于推木香。从人们把多少生命力投入制香业,可以看出神鬼世界的分量。鬼神和宗教信仰无关,它产生于人性的需要、父亲不信鬼神,入乡随俗,也十分认真。 年年岁暮,都要请鬼神来家作客。先是"请祖宗"。同请活人一样,荤素十二道菜,还有酒。来客都是近几十年内先后过世的亲人,在前一天晚上烧香纸预约了的。以往相依为命,现在泉路杳茫。一年将尽,大家在一起吃顿饭,重温一下无常的天伦,也表示一下生者的思念与孝心。客虽无形无声,主亦恭肃谨敬。别来多少事,都在未言中。请过祖宗不久,春节就来了。大除夕家家都要请神。一张方桌,神坐三面,朝大门的一面空着。上列香炉烛台,下系绣花桌围,桌围前放一蒲团,供家人磕头。家家请神都是三道菜,整只猪头,整只留着三根尾羽的公鸡,整只带鳞鳍的鲤鱼。都是事先腌制好并晒干了的。蒸熟后贴上红纸剪花上桌,红烛高烧,炉香缭绕,气氛热烈隆重。但是谁都不知道,所请究为何神。 母亲说,反正佛菩萨不会来,他是吃素的。那么是谁呢?父亲说谁也不是,神祗太多,座上不过是一个象征。我想了,不管是谁,都得有一副好牙齿。否则,那三道干硬如铁的菜,怎么啃得动?过了大年就是元宵节,叫小年。还要给神们供灯。大年请的是大神,小年供的是小神。灯杯比酒盅还小,光焰如萤如豆。放在门角落里的是供门神欣赏的,放在锅台上的是供灶公欣赏的,放在便桶旁边的是供紫姑欣赏的.......我也帮着放,粮囤下,水缸边,石臼上,纺车旁,鸡笼高头,猪栏前面......随便放。放在哪里,就表示哪里有神。二姐问我,哪来的鸡神?哪来的猪神?我回答说,牛鬼蛇神都有,怎么鸡鸭猪羊都该没?大姐连说对对对,阿猫阿狗台子板凳都该有。这不是玩笑,没有神就没有放灯的理由,也就没有黑夜里满屋子星星点点的那份美丽心。事实上中国的许多神,都来自《封神榜》、《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家言,流传成了一个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三"。 不像鬼,起码有个前世今生的因缘。人们对神,有时候很不够。比方耍弄起灶公爷来,简直就是把人家当做无知小儿。相比之下,对鬼的态度,就要人情味儿得多了。腊月请祖宗,清明上坟,饭菜都比较新鲜好吃。秋凉时还要到山野里抛撒乌饭,供那些没有后代祭祀的孤魂饿鬼食用。饭染成黑色(乌饭草染的,无毒),是作为标记,告诉那些有人祭奠的鬼魂不得争食,用心亦可谓细致周到。几年后抗战胜利,我们家回到圩乡的城里,还一直保持着山野里的某些古风老俗。即使在解放后那些恐怖的年代,家中只留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专政对象时,每到岁暮,也都要在深夜里闩上门,偷偷地祭奠一下过世的亲人。每次请祖母和父亲回家吃饭,她们都要哭。共同经历的一切是如此之不可思议,生前无法相助死后也无可告慰,"见"了也唯有哭。不过这是后话了。 清道士 村上有一种人,叫做"马甲",是普通的农民,也是人鬼神之间沟通的渠道。他可以出借自己的肉体,让自己的灵魂离他,让某神灵或某鬼魂进驻其中,用他的嘴说话用他的手打手势用他的肢体舞蹈。用完走了,他自己再回来,又成为普通农民。某人想见死去多年的外公,某人要向某个不小心冲撞了的狐仙请罪,某人被某"东西"缠身言语错乱家人要迫它离……他都可以办到。流传着许多这方面的小故事,大都忘了。要是记得,现在流行心灵学,说不定还有用呢。"马甲"各村都有,有男的有女的。我们村上的一个是男的,我没见过他作法的样子,只见过他平常的样子,与常人无异。他的儿子何囡囝业是我的同班同学。戴银项圈,头顶上梳一根向上翘着的短辫子,扎着红头绳,阴阳怪气的,很刁。同学们都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他。他的小名也很怪,叫"富寘"不知何故富寘的父亲同时也是村上的赤脚医生。村上人没处看病,有事就找他。 他有时建议你到蛇神庙里烧个香,许个愿,就好了。有时到你屋里念一通咒,含一口水到处喷一喷,慢慢也会好起来,但不一定。有时不好反坏,村上人就翻山越岭,到后高去请清道士。后高在这一带小有名气,不是因为有清道士,而是因为村边有两个小丘,据说是春秋战国时代羊角哀和左伯桃的坟。未知确否?清道士叫侯一清,闯过江湖,一剑风尘。现在儿女都大了,回老家受供养,却又闲不住,常常出门远游。瘦高个,黑巾袍,长髯。如果不是有个鹰钩鼻子显出某种世俗的精明可以说他仙风道骨了。每年端午节前,他都会来,卖雄黄,画符;端午节家家都要挂符,洒雄黄酒,没他还不行。来了他就借我们家的被褥,在学校里个铺过夜,有时在我们家吃饭一杯在手,高谈雄辩。他什么都懂:符咒、武术、风水命理、奇门遁甲、气功,还有岐黄之术。会推拿,会针灸,也解药理。他背袋里有些中草药,所过之处,时下针石,有点儿像走方郎中。对于那些眼看治不好的病人,他一面作法驱邪和给药治疗,一面也为他看好坟地的风水,万一不治亡故,葬得好有利后代兴旺发达,也是一种安慰。他常自夸能未卜先知。从这一点来看,倒也未必。他送给父亲一本线装书《医方集解》,父亲说非常有用。他教会了我画端午节的符。 我才知道,原来画符很容易,就是在黄纸上用大笔狂草写"正心修身"四个字,字字相通,连成一体,同时口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边念边画,再用红笔在黑色符两边把这句话写上,盖一个"太和元气"的章,就行了。我没章,只好画一个章,他说也行。我问他用这个符给人治病行吗,他说不行,远水救不得近火。看病有看病的符咒,不同的病有不同的符咒,要学得专门学,学着玩玩不行。他教会了父亲打太极拳。他也教我,我嫌动作太慢,没学。后来他教了我一些棍术,还从家里带来一根齐眉棍送给我。江湖上把作为武器用的棍棒称为齐眉棍。因为它的长度,要求竖起来与使用者的眉毛同高。这种棍以白蜡树料的为好,所以齐眉棍又叫白蜡棍。白蜡树生长极慢,极难得。一般都以青邨木代替。青邨木虽坚牢却缺乏弹性,震手。他送我的这一根,是真正的白蜡棍,旋丝,多节,沉重,掷地有金石声。斧头砍上去,只有一道浅印。他说这是他在郎溪找到的,横架起来可以吊三百斤米,弯得像把弓,米放下来,又弹直了。我得之,欣喜欲狂。可惜太长,舞动不便,便找村后头四宝木匠,给锯得和我的眉毛一样高。他锯了很久才锯断,说,"这家伙牢得不得了"。但是从此以后,棍子越练越短。后来发现原来是我自己长高了。为此,我痛心了很久。 兰姐的标本簿 我的大姐高淑兰,是我们姐弟四个中白的一个也是文雅灵秀、爱幻想和容易动感情的一个。有些诗词,她反复地念,有些歌,她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但是只要有可笑的事,比如我冲着她扮个鬼脸,她马上就会笑。父亲说,她的小楷,比我和二姐的都好,主要是有股子清气。她的缺点是怕苦怕累,重活脏活都干不漂亮,二姐不得不常常替她扫尾。她的胆子很小,不敢抓蚂蚱,不敢碰蚕宝宝,在外面看到蚕宝宝那样的胖虫,总要尖叫。她比我大九岁,每次穿过黑暗,总要拉八岁的我作伴。还有就是任性。有一次,赵士泓给她看他手抄的清诗,其中有一首郑板桥的诗:"说与里中新妇知,高堂姑舅鬓如丝,嗔时莫使娇痴性,不比在家作女儿。"她不喜欢,竟哗的一下把这一页撕掉了。 赵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他们怎么好起来的,我不知道。大姐一天到晚精神抖擞,什么都要过问,对什么都有浓厚的兴趣。晚上辨识星星,秋天看巧云,放风筝、放灯,都贼认真。特别是见了奇形异状的草叶、树叶、花,都要大惊小怪,都要采下来,夹在一个又厚又大的本本里并写上发现的地点和时间。根据常识课里的植物讲义,她把不同的叶子和花分为七大类:十字花科、毛茛科、石竹科、蔷薇科、豆科、芸香科、大蕺科。并取其第一字的近似音拼成一个句子,"石猫石象头云大",她说这样好记住。她说,这不是弄着玩的,将来我要写一本《江南植物志》。不过她这个本子里也不全是植物标本,还有许多剪纸图案。木刻印刷的门神灶君、京剧脸谱之类,五颜六色、花里胡哨掺杂其中,图样的下面也写着搜集的年月日地点,和一些简单的说明。如:"坐帐花,中间是青蛙。""五毒背心,中间是鸡公,吃五毒。""月中桂,免儿爷,捣药保平安。""天官门神,黑脸尉迟恭,白脸秦叔宝。"…… 她喜欢的是几张不同的《春牛图》,因为她是属牛的。她的这些图样,我后来在其他地方再没见过。她很想拥有两个本子,但是没有可能。战争时期,又在山野荒村,纸张奇缺。她这个本本,是用整张草纸订的。草纸本是手纸,棋盘般大,土黄色,粗糙吸水,厚而易烂。小学生练书法费笔,我学画觉得很好,但是用来订书,那就很糟糕了。她是用芝麻皮加桃胶一张张粘起来的,书脊比书厚一倍。但是夹上标本以后,反而平了。光是撕麻皮这道工序,她就花了一天的时间。为了让她订这个本子,很久我们都没有用纸。这个本子,她不许我自己动手翻看,我要看时,她就一页一页替我翻。翻是很慢,很小心,怕破。有时我不耐烦她太慢了,坚持要自己翻,她就会叫一声:妈!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立即消失,免得麻烦。过后她会来找我,说:看不看?看我就替你翻。后来她同赵士泓结婚,到山那边保城圩的赵士泓家去了。去时把这个本子,用布小心包好,带上了赵家抬来的花轿。赵家是老式大家庭,"高堂姑舅鬓如丝"的那种。大姐一过去就后悔了。不,她一上轿子就后悔了。坐轿子不舒服,她坚持要下来走。她平时爱爬山,这次要经过半山,她更愿意步行,一定不肯再坐。大家都坚持不许,赵士泓也过来力劝,说是"不作兴","没听说过"。大姐哭着撞打轿子,没用。不管轿子摇得多凶,还是吹吹打打抬过去了。 那边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出人进,乱得我头发晕。堂前十几桌人吃饭,劝酒劝菜,猜拳行令的声音,震耳欲聋。我坐在二姐的旁边,问大姐在哪里?二姐说在"新娘子房"里。我挤出中堂,去找大姐,乱哄哄老是摸错门。好不容易才找到"新娘子房",房屋却没有大姐。一群男孩挤在门边探头探脑朝房里望,房里有四五个女孩,围坐在新油过的地板上玩羊胫骨。家具都是新的,桌上有许多镜子和玻璃器皿,闪闪发光一股桐油昧,浓得就像在船舱里。 雕花大床旁边,坐着一个主角戏子,戴着亮晶晶、颤巍巍,枝形吊灯一般结构复杂的珍珠帽,穿着大红绣花,满是亮晶晶饰物的锦缎长袍,坎肩上璎珞飘飘。背朝门低头坐着。我非常失望非常着急,不知再到哪里去找大姐,不觉自言自语地叫了一声"大姐"。那戏子回过头来。我从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饰物深处,发现了大姐的脸。脸上满是泪水,眼睛鼻子通红,显然一直在哭。我走过去,叫了一声"大姐"!大姐搂住我,哭出声音来了,说,"我要回家!"这时,那几个女孩子都站了起来,瞪着惊奇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我们看;门外的男孩们更是来劲,看得张了嘴。其中的一个回过头去,大声喊道,"快来看呀!"就像在动物园里围观的人们看到睡着的珍稀动物站起来走动时一样。我不好意思了,觉得不适当地扮演了可笑的角色,赶紧挣脱,扭头就跑出去了。在此后的一生中,我常常想起那个时刻,感到那时没有多陪大姐一会儿和她说说话,反而丢下她跑掉,是不可宽恕的。回家以后,二姐常常带着我,还有阿狮,翻过游山,到保城圩看望大姐。 每次见了,大姐都要哭,都要说"我要回家"。阿狮也总是要围着她直转直摇尾巴,一次又一次直立起来扑到她身上。父亲的学校里缺老师,父亲要她回来教书,给赵家说,可以有薪水。但是赵家不放,说家里缺人,忙不过来。祖母去世时,大姐回家奔丧,就住下来不肯走了,直到快要生孩子时才回去。回去生了个男孩,他爷爷赵仲翔给取了个名字,叫学贤。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淳溪镇老家,大姐只好留在保城圩了。来往的路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每年春节,她和姐夫都要带着学贤来拜年,住那么几天。学贤叫我"娘舅"叫二姐和妹妹"姨娘",中规中矩,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还带着书来,白天很少玩,呱啦呱啦念书,晚上给姐夫背书。姐夫拿着书,学贤背朝他,背着双手,叉脚,一面高声背诵,一面两脚轮流起落,全身有节奏地左右摇晃。父亲说,这是过去私塾里的一套,非改不可。姐夫说没办法,回去爷爷要考。四九年后搞土改,赵仲翔被定为地主,经过几次斗争,和老太婆先后去世。土地房屋被全部没收,家产荡然。抄家时,大姐一再要求把那个草纸标本簿留给她,未获准,被拿走了。她不听姐夫劝阻,一再找农会和工作组的人去要,后来竟然感动了一个什么人,还给她了。已经一塌糊涂,干枯的叶子破碎散落,拼都拼不起来了。她重新用布包好,放在了衣箱里面。分到一点地,两间草屋。草屋是一门三间,他们住两间,另一间留给了已分到地主瓦屋的原住户,以便饲养他分到的牛和羊。大姐是属牛的,姐夫和学贤都属羊。与牛羊同住,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他们在这屋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一九八九年我到了南京,和小雨一同去看望他们时,已经认不出他们了。很难相信这两个佝偻麻木、反应迟钝、目光浑浊的老人,就是当年活力四射、兴趣广泛的兰姐和英俊强健、生龙活虎的士泓。学贤是中年汉子,还没找到老婆,读的书早已忘光,完全成了文盲。说到他时,两个老人都异口同声叫苦,说他食量太大,把家都吃空了。空是真的,家中除了两张竹床、锅灶水缸和些农具板凳以外,什么都没有。我看了直感到惊恐,无法想像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补丁重叠的蚊帐都是同一种陈旧的黑褐色,只有阁楼上的一堆稻草是新的,闪着黄澄澄的光,异常触目。那是烧饭用的燃料。隔壁畜栏里并无牲畜,但那浓重的畜粪尿的气息,和腐草烂菜气息,都日夜盘据在这小小的乌黑的空间。他们说,三十多年了,早已习惯了。我问到那个标本簿,大姐说,文化大革命那年,被抄家抄去烧了。说里面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要他们交代放着想做什么,斗争了好几次。我问学贤为什么不学一门手艺,他们说学不会了,念书念呆了。 后来我失去自由,旋又出国,再也没见过他们。一九九五年初,在纽约州一个湖边森林中的小木屋里,收到二姐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大姐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给大姐夫寄了点儿钱去,他回信说,他已经四十多年没写过一个字,现在给我写信,连笔都不会拿了。 高尔泰赞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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