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中我们讲过了一些传说中死于“端午”的知名人物故事，并且随之追溯了一番“端午”以及食粽竞渡等习俗的来历，而在本篇中，要顺着这一主题，具体说清楚饮雄黄、挂菖蒲等端午习俗的起源，和几个有关生日在“五月初五”的历史人物的故事。

孟尝君田文

　　有关孟尝君的生日在“五月初五”的记载，见于《史记》的《孟尝君列传》，司马迁老师在田文的列传中为我们记载过这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这段内容讲的是：想当年，齐国的靖郭君田婴很能生猴子，总共有四十多个孩子，而其中有个他的贱妾所生的儿子，名叫田文，田文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在田文才一落生的时候，他爹田婴就去找他妈，说：“这孩子扔了吧，别把他养大了！”

　　在夫权和父权比较重的男权社会里，混蛋的父亲自然拥有对孩子生杀予夺的大权，然而母亲看着刚刚降生的儿子那稚嫩可爱的脸蛋儿，却不忍就此抛弃他，于是便偷偷将这个孩子养大了。

　　田文长大后，母亲想着孩儿他爹一直以为这个孩子早扔了或者死了，不知道他仍尚在人间，总不是个办法，于是便通过田文其他的兄弟将他介绍给田婴认识。

　　田婴一听说眼前这个活蹦乱跳的半大小伙子就是当年那个“五月初五”生人的孽子，当时就气得大骂田文他妈，说：“我让你把这个崽子扔了，你居然敢私下将他养大，现在还让他来见我，你怎么想的？！”

　　母亲闻言哭泣不已，这时一旁站着的田文忽然跪在地上朝田婴拜了起来，而后说：“田先生啊，你之所以不让我妈养大我这个五月出生的孩子，是因为什么呢？”

　　田婴怒目瞪着田文，没好气地继续骂道：“你个混账东西长这么大没听说过吗？五月出生的孩子，个头长得和门梁一般高的时候，就会妨父克母了，你说你这个畜生干什么非要来这人世折腾我们！”

　　谁知田婴话刚说完，田文就突然反问了他这样一句话，田文说：

　　“那么田先生啊，你认为人这一辈子是受命于天呢？还是受命于门呢？”

　　田婴似乎有些猜到这个孽畜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不禁一时语塞。

　　随即，田文又接着道：“我想如果是受命于天呢，那同人长多高和门有多高估计是没什么关系的，所以田先生你有什么可发愁的呢？而如果是受命于门呢——那田先生您把门弄得高一些，一丈不成就两丈，谁还能长到和它一样高呢？”

　　田文的话说完，只见田婴的脸上一会儿红一会白，过了好久，才憋出一句：

　　“闭嘴！滚蛋！”

王莽的伯父王凤

　　第二位生于五月初五的人物，是西汉末年的王凤，他也就是王莽的那位权倾朝野的伯父，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哥哥。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曾抄录了这样一条有关王凤的记载，他说：

　　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婴敕其母曰勿举，其母窃举之，后为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举之。

　　就是说，王凤也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他爹一开始同样是不打算养活他的，因为民间传说，这种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长到和门框一边高时，要不然就会自己死掉，如果不死，那么就会妨害他的父母。

　　而王凤的叔叔听说哥哥的这个打算后，出面说：“我听说昔日战国时的孟尝君田文也是这天生的，他爹田婴开始也让他妈别养这个孩子，然而田文的母亲最终还是偷偷将他养大了，这才有了后来的孟尝君，并且因为他受封于薛地，所以日后也称其母亲为‘薛公大家’。按以前的旧事来看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儿子未必就是个不祥之子。”

　　因为有叔父的这一番话，王凤的父亲才改变了主意，最终将其养大。

萧皇后和宋徽宗

　　萧观音皇后是辽代历史上出了名的大才女，诗文音律俱佳，后来因《十香词》被耶律乙辛等人陷害其与伶官赵惟一通奸，最后被耶律洪基赐死。

　　如今我们从《辽史》中翻看，是找不到萧观音具体的出生日期的，但是《辽史》的《道宗本纪》中有一条关于“坤宁节”的记载，说：

　　十二月戊午，加圆释、法钧二僧并守司空。己未，以坤宁节，赦死罪以下。辛酉，禁汉人捕猎。

　　以此看来，萧观音的生日“坤宁节”，当在十二月己未。

　　转过头来再说宋徽宗赵佶，熟悉两宋历史或对徽宗感兴趣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徽宗的生日“天宁节”在“十月初十”，比如《宋史》中徽宗的本纪里就有记载过这样一句话：

　　冬十月乙未，李清臣罢。丁酉，天宁节，群臣及辽使初上寿于垂拱殿。

　　而与徽宗大约同时的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里在写天宁节的盛况时，也说：

　　初十日天宁节。前一月，教坊集诸妓阅乐。初八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

　　所以，宋徽宗的生日在“十月初十”，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您可能就要奇怪了——既然萧观音和赵佶一个生在十二月，一个生在十月，为什么又说这两个家伙“五月初五”生人呢？

　　这是因为他们俩很可能改过生日。明人朱国桢在他的《涌幢小品》中论及“五月”这个月份不太吉利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宁节于十月十日，辽懿德皇后改坤宁节于十二月，盖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异哉！异哉！然则五国城之酷，十香词之冤，又何尤于粘罕、乙辛耶？

　　他说：大凡是五月五日出生的人，命运普遍都不会太好。其中最为出名的，就要算宋徽宗赵佶和辽懿德皇后萧观音了，宋徽宗将自己的生日——天宁节改在了十月十日，辽懿德皇后将坤宁节改在十二月，恐怕也是因为民间传说“五月初五”这天不太吉利。

　　想一想，以他们的帝后之尊，又改过生日，尚且不能摆脱命运的玩弄，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真是很神奇啊！再想想徽宗于五国城中遭受的折辱，懿德皇后因《十香词》而受到的冤屈，他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命运使然啊，又何必去怨恨完颜宗翰和耶律乙辛呢？

　　您看，是不是早有人说过他们俩改过生日？

　　而如果您认为朱国桢已经是明代人，距离萧观音和赵佶的时代太过遥远，说话不一定可信的话，那么，其实朱国桢说他们俩改过生日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因袭前人而来的。

　　萧观音的生日在“五月初五”，这件事是几乎和她同时的道宗朝翰林学士王鼎在他那本《焚椒录》中记载下来的。王鼎其人就是因为当时看不惯一国之母的萧观音被耶律乙辛构陷，再加上按《焚椒录》的序文中王鼎自己说——他媳妇儿的奶妈有个女儿叫蒙哥，是耶律乙辛的宠婢，深知乙辛阴谋的内情，后来他又更得司徒萧惟信告诉他整件事情的始末，在向道宗谏言求情而不得后，所以写下了这样一本为萧观音洗冤的《焚椒录》。

　　懿德皇后萧氏，为北面官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巳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贪，惊寤而后生，时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语惠，惠曰：“此女必大贵而不得令终，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将复奈何！”后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及长，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以观音目之，因小字“观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宫，进封燕赵国王。慕后贤淑，聘纳为妃。后婉顺善承上意，复能歌诗。而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由是爱幸，遂倾后宫。及上即位，以清宁元年十二月戊子，册为皇后。

　　所以，萧观音的生日在五月初五，并且她的身上也曾发生过一个类似于前文我们所述及的那些该日生人的家伙们所经历的故事，似乎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而关于宋徽宗赵佶生于五月初五的记载，可见之南宋末词人周密的《癸辛杂识》。《癸辛杂识》中在“五月五日生”一条下，有这样一段话：

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

　　所以，可见至少在南宋末时，人们就已经认定徽宗改过生日，并且是于五月五日出生的了。

　　然而仔细想来，很可悲的是，前文我们提到的田文、王凤，他们没改过自己的生日，也没想过要和自己“恶日生人”的命运耍怎样的花招，最终一生也未见什么太大的坎坷。而萧观音和赵佶改了自己的生日，有意躲避“恶月恶日”出生的命运，到头来却都落了个极其凄惨的结局……

　　列举了以上多个“五月五日”生人的历史人物故事，相信您肯定也能够从一个个故事中察觉到它们的相同之处，并且开始猜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什么内容了。

　　至少是从战国时期起，“五月初五”这个日子似乎就很不受大家的待见，就连这一天出生的孩子，父母们也都很不喜欢，甚至巴不得他们赶快死掉或是被送走，以免给自己带来灾厄，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再直接引一下《荆楚岁时记》中有关五月民间风俗的记载，或许就可以更加清楚了：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于此。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

　　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曝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按：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艾先生。”

　　是日，竞渡，采杂药。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

　　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此月蓄药，以蠲除毒气。”

　　以五彩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

　　按：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镂，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

　　古代的人们之所以不喜欢“五月”这个月份，还称之为“恶月”，撇开那些《异苑》中所讲的神神鬼鬼的传说不谈，其实主要是由于五月是一年中的仲夏，天气炎热，一来人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卫生问题，食物啊，身体啊，都很容易滋生细菌；二来是此时蚊蝇等种种讨人厌的昆虫也闹得最厉害，比较容易搞出传染病；三来呢，就是这时蝎蛇虫鼠等等有毒的小动物们也完全从冬春恢复了活力，开始四处活动了，搞不好就会和人们来一次致命的亲密接触……

　　因此，综上种种原因，导致五月这个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当时的人们没有我们现在的科学观念，看到身边频频发生死亡事件，自然就会认为这个月份和天地鬼神之类的事物存在莫大的关系，所以觉得“五月”是一个“禁忌之月”或“死亡之月”。

　　从以上所引《荆楚岁时记》中的种种五月的禁忌和风俗，我们就可以推测证实这一点：“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恐怕是人们在相互告诫，这个月份不要翻晒席褥，破土盖房，以免翻出来蝎蛇之类的毒虫，被咬上一口；而“斗百草”“采艾”“采杂药”等等呢，则是准备医治瘟疫、传染病以及意外咬伤等情况的药物；至于什么“系五彩丝”呢，可能一来是因为此时“仲夏茧始出”，为了“以示妇人蚕功也”，二来则是针对这个“死亡之月”的一些侧重于辟邪镇恶的巫术行为了。

　　除此以外，再有比如“沐浴”的习俗，就主要是为了注意个人的卫生，以免生病；而饮雄黄、佩香囊、画额头等风俗呢，则肯定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上多一些蛇虫厌恶的味道，以免被它们咬伤……

　　说到这里，解释过了端午除“食粽”“竞渡”以外其他习俗产生的原因，但是仍旧尚未说清楚前面我们所提及的那些生日在“五月初五”的人物们，为什么那么不受父母的待见？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由于五月因为疾病和死亡的缘故，已经被人们视为了一个恐怖的月份，那于此月出生的孩子，自然也就是个“鬼孩子”了，更别说在古代医疗卫生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女人们每次的生产都有性命之危，而此时炎热的天气，又更加重了生产和产后的危险……

　　并且，“五月”是“恶月”，其中的“五日”又是“恶月”中的“恶日”，再加上“午”和“忤”又发音相同，你说这个日子出生的孩子，能不被蒙昧的父母们视为一个天生的逆子孽种，觉得他们就算当时不害死母亲，迟早也会干出妨父害母，甚至最后祸害整个家族乃至天下的事情吗？

　　至此，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看出，“五月初五”这个日子，如果从“恶月恶日”这个禁忌之日的角度来说，的确又是与我们中原华夏文明有着莫大的关系的，以至于后来还衍生出了饮雄黄、佩香囊、画额头等等与之相关的习俗。

　　所以，结合上期的“端午”产生于吴越地区水神崇拜的观点后再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如今所过的这个“端午节”，或许可以认为是中原文明同吴越文明结合后而交融出的一个节日，因为越人们在五月初五这天，过着属于自己图腾祭祀的节日，而在文化交融后，刚好中原华夏族人也在“五月初五”这天有着种种特殊的辟毒驱邪的习俗。

　　最后，两个本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节日慢慢融合成了一个节日，再随着汉以后“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忠孝一体”的意识形态被广泛宣传和推广，渐渐地大家才又将这个节日同屈原、曹娥、伍子胥等或忠或孝的人物附会上关系，从而最终诞生了我们如今所见到的这个“端午”。

佹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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